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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长沙幕府与西南战局-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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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考察洪承畴经略西南问题时需要注意三个因素，这既是洪氏出镇西南的背景，也直接决定了他经略西南所采取的战略方针以及身家结局。其一，南明方面李定国、刘文秀等人东征北伐，意味着永历政权所拥有的军力足够与清军抗衡，南明与清朝的对抗就此进入相持阶段，清廷为此不得不采取战略收缩态势；其二，作为两军对垒的前线，湖南具有特殊的地位；其三，清廷统治者内部在政治上出现的改弦更张趋势。这三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是：洪承畴作为西南五省经略，独掌大权出镇湖南，老师靡饷屯兵坚城，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处处得到迁就。这样的事实，说明了这个阶段的历史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而是更加隐晦、曲折和复杂。
从顺治九年开始，以西南地区为中心的第三次抗清高潮出现，意味着南明与清廷之间的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此之前，抗清复明运动两起两落，清军战线逐渐推进到西南地区＇2＇。顺治八年正月，清定南王孔有德进驻桂林，以总兵马蛟鳞克柳州，线国安、全节、马雄等分守南宁、庆远、梧州，进逼贵州＇3＇ ；八月，清平西王吴三桂、都统李国翰奉命征四川，九年分兵攻取成都、嘉定、叙州、重庆等川北、川南地区，驻师绵州，兵锋直指南明永历政权。
面对清军的箝形攻势，南明方面毫不示弱，“可望承制命定国、文秀经略楚蜀”＇4＇。五月，李定国与冯双礼率步骑八万，出师东征，从贵州镇远出发，下偏桥，攻沅州、靖州，破武冈、宝庆，直逼桂林，七月四日攻破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不敌自焚。八月，李定国北上永州、衡州，分兵经略江西吉安等地。九月，孙可望自将“驾前军”会同白文选等，号称十万，出兵沅靖，十一月攻入辰州，斩杀清辰常总兵徐勇，从根本上扭转了自顺治六年以来南明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
清廷没有料到南明能够组织如此强劲有力的反击，急忙调整战略部署，命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止往贵州，取湖南宝庆后入广西剿贼”＇5＇。尼堪遂率八旗劲旅猛扑湖广，李定国避其兵锋，退出衡州，于城外设伏击毙尼堪，“余军舆尸归，上下忧虑，不遑他事。”＇6＇清军在湖南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
湖南以外的地区，南明与清朝在军事上的接触也进入相持阶段。
在四川，与李定国东征同时，刘文秀率军六万北伐，“蜀人闻其至，所在响应。诸郡邑为吴三桂所克者次第失陷，战于叙州，被围数重，三桂走绵州。”＇7＇清平西王吴三桂自血战入关后，惟在四川遇此劲敌败北，刘文秀军在川南所向披靡，八月收复叙州、重庆、嘉定、成都等地，包围川北的保宁，三桂敛军退守，后虽以文秀轻敌，三桂险胜，但十二月孙可望部将李化入成都，“成都州县复设官”，川南、川西和夔东仍为南明所守，“大清与可望照旧地方据守”＇8＇。
在湖北，第二次抗清高潮后退走西山的原李自成部将塔天宝、党守素、李来亨、袁宗弟等，从川东南进入郧阳的原明末陕西农民军首领姚天动、黄龙为首的十三家余部姚黄，原郧阳总兵王光恩之弟王光兴、王光泰兄弟的武装，也频频在郧襄、荆州一带骚扰清军，“声气相通”，“不时出没”；湖广的局面，“上窘于天，下迫于逆寇，赋税无征，制兵单薄……封疆危急实有万分。”＇9＇
李定国因与孙可望的矛盾，避走广西，准备联合郑成功海上武装共图两广，又开辟了另一个战场，“大清两王以定国在广，疲于奔命。”＇10＇
清军不仅在军事上面临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危险，而且，后方也没有完全巩固，经济凋敝；财政困难＇11＇。清廷内部甚至出现弃楚、粤、桂、赣、川、滇、黔七省而与南明媾和的主张＇12＇，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危机。形势的变化甚至在国外也引起反响：朝鲜廷臣认为清朝“危亡之兆已见”＇13＇，日本原来对南明乞兵抱冷淡态度，“近来其议稍变，或有欲救之议。”＇14＇
面对岌岌可危的局势，清廷决策者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以下几个方面，都表现出清廷实行战略收缩的意图：
军事上，开始与活跃于东南沿海的郑成功进行和谈。九年十月清廷以刘清泰出任浙闽总督，带着郑芝龙所写的信件，“遣人往谕成功及伊弟郑鸿逵等知悉”，劝之接受清廷建议。偷袭郑氏“金穴”厦门的福建巡抚张学圣、道员黄澍、总兵马得功、巡按王应元等也被撤职，还连发两谕招抚郑氏，不断放宽谈判条件。＇15＇
政治上，特别颁诏赦除前罪，规定“自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凡又啸聚山林劫掠道路曾为土贼者，无论人数多寡，罪犯大小，但能真心改悔，自首投诚，悉准照曹四达子事例尽赦前罪。”＇16＇纵观清初尽赦前罪政策，不外除旧立新、尊崇喜庆、争取人心三端，而以争取人心、作出政治让步为大端。如顺治五年底大同姜反清，清廷曾连颁三诏，强调悔罪投诚者，从前罪犯可以宽宥、赦免＇17＇。此次颁诏，无疑也是为了争取人心而特别采取的政治让步策略。此外，清廷还打出提倡礼义忠恕的幌子，出人意料地表彰起李自成攻陷北京时殉君死难及顺治元、二年间抗清死难的志士＇18＇，这样，既可表明朝廷为正朔所系的内涵，又可从多方面分化抗清阵线。
经济上，清廷也作出让步，给予部分抗清活动激烈的地区一点实惠，颁诏免除钱粮。如十年四月分别免除湖南“寇荒”六、七、八、九年拖欠钱粮及福建拖欠的钱粮＇19＇，既是承认事实，也寓收买人心之意。这种全面收缩的态势，无疑是清廷统治遇到严重障碍的表现——清朝与南明的对抗就此进入相持阶段。
在两军对垒的西南前线，湖南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区。清初以来，这里的局面反反覆覆，清朝的统治势力曾两次到达湖南，又先后被抗清势力一一逐出，局势非常微妙。
明末以来，湖南就是兵火连天的战场。顺治二年原明湖广总督何腾蛟等联合李自成余部共同抗清，苦心经营，勉力支撑，曾经有过粗安的局面。顺治四年二月清廷以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汉三王”南征湖南，在长沙设官安民，出现过“城市无惊”；“太平有象”；“惟不禁抢夺，各乡百姓男妇被掳掠甚广”＇20＇的现象，五年三月，清军班师。在此前后，江西提督金声桓、广东提督李成栋等陆续叛清，南明方面李过等遂联合数十股武装，分头进攻湖南，“各府州县尽为贼有，仅保长、辰两孤地，百姓之存者又死，田地之熟者又荒矣。”＇21＇清廷在湖南的统治被推翻，“难民皆不欲回原所，甘止湘潭倚何（腾蛟）公为泰山。”这是湖南的第一次反复。
顺治六年二月，清廷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军南征，“在劫人民尚不知是握金亲王大兵，皆昏迷不想逃生，希望如三王之师，城市如故之往例也。”＇22＇没想到，清军在湖南各地大肆烧杀抢掠，在湘潭曾开刀屠民一周有余，尸首纵横遍地，腥臭逼人，惨不可言。继而定南王孔有德提师入粤，以续顺公沈永忠镇守宝庆，“皮骨仅存之民并征五六七年之荒粮”，还要负责供应定南王、续顺公两营兵饷，解运宝庆和广东，船运则滩高水险，陆运则肩挑背负，百姓之苦甚于牛马。总之，“尽天下之民，极百姓之苦，未有甚于湖南者。”＇23＇清军虽然再次占领湖南，但根本没有统治基础，政权摇摇欲坠的危险始终存在。顺治九年五月李定国出师后，镇守宝庆的续顺公沈永忠首先倡逃，镇将随后驱官民同窜，弃宝庆，走湘潭，舍长沙，直奔岳州。“文武官员尽离城守，城乡民人避死山谷”＇24＇，长沙城内无官无民的状态持续了一个多月。长沙以南地区尽归南明；“湘阴以上皆伪置将吏”＇25＇。因宝庆失守，粤西告溃，出现“民心尽变”＇26＇的局面，这是湖南的第二次反复。
清廷统治再次土崩瓦解，说明湖南民心仍然倾向南明。李定国进入湖南之际，各地士绅“纷起义兵谋恢复”，“富民悉倾其家”＇27＇，“窥我大兵虚实，探我大兵进止”，“倾心从贼，已为贼之心膂之托”＇28＇。显然，南明军队拥有深厚的政治基础，得到民众大力支持并非偶然现象。而且，清军第三次占领湖南之后，在军事上也没有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
顺治十年三月，接替尼堪的清定远大将军屯齐与孙可望驾前军在宝庆岔路口相遇，“可望以定国去，虑诸军有图己者，既不敢严督诸军前战，诸军亦以驾前军奋欲立功，不愿与并力，以致于败。”＇29＇孙可望虽败但实力尤存，辰州、靖州、沅州、武冈等战略要地仍在南明掌握中，清军只夺回常德、长沙、宝庆、永州等中心城市，双方在常德、宝庆一线展开拉锯战，地势有利的湖南西部仍被南明军队牢牢控制着。在湖南不仅存在一条明清双方的军事对峙线，也存在十分明显的政治对垒。清军要在湖南站稳脚跟，首先必须稳定战线，争取民心，其次还须设法铲除当地抗清武装及其群众基础。这一切，迫使清廷不得不知难而上，即刻挽出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湖南的混乱局面，借以稳定全国的形势。
结合入关以来清廷内部政治变迁的轨迹，我们可以对形势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多尔衮摄政后期，清廷内部已出现改弦更张的趋势，统治方针的基点开始由坚持满化的崇德政治向满汉联合转变＇30＇。由于汉族士民不肯屈服于武力高压，促使清朝统治者逐渐反省“远迩百姓犹未同风”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对例行政策有所检讨＇31＇。这种趋势在顺治帝亲政后更加明显。他本人曾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原传统文化，也愿意听取汉官建议，热心于寻求治国平天下的法宝。顺治十年正月三十在他生日之际，赐宴群臣。宴毕，命图海召大学士陈名夏问“天下何以治，何以乱，且何以使国祚长久？”名夏的回答是：“治天下无他道，惟在用人，得人则治，不得人则乱。”再问如何得人，答案只有一个：“于群臣中择素有德望者，常赐召见访问。”＇32＇因而他能学以致用，一到关键时刻即有上乘发挥：及时选出“素有德望”者——洪承畴来支撑局面，这无疑是清廷内部政治变迁与风云际会恰到好处的结合，也可见顺治帝所具有的治国开基才能。
顺治十年正月曾卷入满族贵族党争、以谭泰事得罪满洲贵族的内秘书院大学士洪承畴调任弘文院。五月，顺治帝认为，清军虽然攻下湖南、两广等地，但地方尚未安定，云贵还为南明控制，急需寻求“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遍察廷臣”的结果＇33＇，只有大学士洪承畴克当斯任。洪氏既膺“夙望重臣”之荣，即升任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与此相应，开复前已得罪“永不叙用”的左都御史湖南长沙人赵开心＇34＇。而赵一返回北京，即疏劾湖广巡抚迟日益、偏沅巡抚金廷献、郧襄巡抚赵兆麟“剿抚无能”，所属地方“寇盗充斥，得旨下部察议。”＇35＇这是否可视为清廷重新收拾湖南局面的先声？
洪氏此次经略西南的权限，与顺治二年招抚江南实不可同日而语。顺治二年洪承畴出镇江南，凡满汉大兵、直省经制官兵各有统领，洪承畴只能“会同固山额真叶臣及督抚镇等官调遣约束”，军事上进止机宜，“密与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参酌施行。”＇36＇这就是说洪承畴实际上还要听从贝勒勒克德浑的指令，地位最多与八旗固山额真叶臣相等。但这次情况却判若两人。清廷在授予洪承畴敕书中规定“一应剿抚事宜不从中制，事后具疏报闻。”其权限几与汉三王相同＇37＇，甚至八旗满洲的亲贵将军也不得不听从他的指令；统辖范围包括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五省（即今湖北、湖南、江西、广西、云南、贵州六省）＇38＇，大大超过招抚江南时期实际上只辖江南一省（包括今安徽和江苏两省及上海市）；事权更加扩大，五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悉听节制”，“总督应关会者，必咨尔而后行。”＇39＇。所行之事，“若系密切机务，任尔便宜。”这便宜行事的权力包括朝野内外文武百官任用“军前及地方”的调动权；所辖范围内各省文武官员的升、转、补、调的行政权；文官五品以下、武将副将以下有违命者可以先斩后奏的刑事权。总之，凡有关军前之事，所欲任用人员，吏、兵二部不得拘例掣肘，应用的钱粮须立即解与，户部不得稽迟＇40＇。六部几乎成为西南军前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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