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读论语-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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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理性操纵的背对背的社会，日益替代了建立在家族血缘之上的面对面的小共同体。通过权力理性来实现一个人的贪欲、进而把其他人的生命当成这一个最高权力的工具，和在礼让原则的约束下、维持小社区内的亲情、给每个人以自我完善的自由，这两种社会哪一个更理想？当然是后者。孔子选择了孝道，是把人性置于权力理性之上。在这一最大的问题上，他并不糊涂。

　　　　但是，他没有充分意识到，在一个好的制度中，权力理性是可以制约的，绝对权力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社会从面对面的小社区过渡到背对背的大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大世界中所产生的公共秩序问题，绝非小社区中基于家庭感情的伦理所能解释和解决。其实，奠定了雅典民主制度的克里斯提尼，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时的雅典，正走向一个背对背的大城邦。但是，人们对家族的忠诚，还是高于对城邦的忠诚。这样，城邦政治只能是大家族之间的私斗。所以他设计的民主制度，通过选区的划分，把家族的势力范围打乱，使人无法通过家族关系实现自己的利益，最终确立了平等的公民对城邦的认同。孔子的政治想象力，似乎跳不出家庭关系的限制。《论语》中也很少提到和雅典公民身份最接近的“国人”的政治角色。他绕开了“国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从这种关系中可能生成的新的公共秩序，试图把孝道延伸到政治中。这等于强化了个人没有选择权利的等级秩序、淡化了陌生人之间的纽带，当然大投后来君主专制的胃口。任何专制主义都希望人们保持着强烈的等级观念，放弃自己的选择权利，成为被动的政治人。专制秩序也要求被统治者割断彼此之间的纽带，这样就无法联合起来反抗专制的权威。所有这些，恐怕都是孔子所意想不到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西方文化重个人，中国文化重群体等等，是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在古希腊，个人必须在政治体中界定。脱离了城邦无所谓个人，城邦永远高于个人。这比起以家庭来界定个人的中国文化来，“群体”的单位更大。所以，从公共秩序的角度说，中国人相当自由。你除了家庭利益外，几乎可以什么都不管。在中国的大街上，人们见死不救，甚至围观看热闹，自由得很，但是在美国的许多地方，见死不救就犯法了，因为公共秩序和责任高于你的个人自由。说西方人不重视家庭更是荒唐。不久前，我在波士顿附近的家门口看见一辆私人车上写着一行长长的标语：“从一百年后的角度看，你今天开什么车无关紧要，你挣多少钱也无关紧要。有关紧要的是你怎么培养孩子。”这也就是说，你怎么培养孩子，关系到百年后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你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你给自己带来了多少舒适，而在于你对人类共同体的贡献。这难道不是家庭价值吗？所不同的是，西方人从人类共同体的公共秩序来界定家庭价值，儒家传统则以家庭价值来界定人类的公共秩序。一个是公，一个是私。说中国人自私，并非没有文化的根据。

　　　　简单地总结，可以说，儒家的思想中有宪政的潜力，孔子至少比生活在宪政时代的钱穆离宪政更近。孔子的悲剧，在于他的学说后来被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所利用。但是，他之所以被利用，也说明他的学说本身提供了可以被利用的东西。对此，孔子本人并非没有责任。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译文］

　　　　孔子说：“那种以花哨的言语、华美的外表而赢得别人喜好的人，很少具有‘仁’的品德。”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评论：中国人的“巧言令色”（1）

　　　　［评论：中国人的木讷寡言以及民主社会中的“巧言令色”。］

　　　　“巧言令色”这句春秋时代的话，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古文，而是现代汉语的词汇。可见它至今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至深。中国人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和这句话相关的地方甚多。在海外观察，就更清楚些。

　　　　中国的文化中，对那些喜欢动嘴皮子的人很鄙视。我小时候就被父母说成是“胡搅蛮缠”、“吹牛不上税”、“光说不做”等等。如今在大学里当教授，谋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靠在课堂上或在纸上“吹牛”，命中注定一辈子要有言而无行了。所以，看到《论语》里老说类似的话，心里总想着为自己辩护。对这些话的“评论”，当然就有了偏见，甚至可能有些离题。我这里讲的，大多是中国社会对孔子的理解，未必是孔子的本意。孔子的本意是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说？谁也不清楚。这都怪《论语》记录得太简单破碎。不过，沉默寡言者在我们的社会常常颇受尊重，滔滔不绝者容易被人警惕。这里的“文化密码”，不能说和孔子全无关系。所以，我不妨扯远一些，以我个人的见闻，把我的偏见全“晒”出来，供大家来评论是非。

　　　　几年前，曾有位中国留学生到华尔街找工作。他回来对我说：“美国学生常常没有什么过人的技能，但就是能说，一点小事就能吹得天花乱坠，有时在明明不如你的时候也能抢了你的饭碗。”他还告诉我，尽管如此，他最后被六大银行录用，战绩赫赫。他面试时的一个制胜之道，是自己的“真功夫”。比如某银行的招聘者问他一个很“小儿科”的数学题，他不加思索就给出正确答案。对方颇为震惊，告诉他今年面试还没有见有人能算出来过。在这位留学生的眼里，大概那些算不出这么简单的数学题的美国学生都是些“巧言令色”之徒了。

　　　　其实，他的经验，有夸张之处。他作为外国人和美国人用人家的“母语”比谁能说，当然是比不过了。这并不证明中国人就不能说。另外，他中学就进了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的预备队，数学基础也不是一个商学院的美国学生可以比的，并不能说明整体上中国人就更有实际技能。不过，即使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美籍华人，也常常是术业专精，但为人处世比较沉默，不喜欢争，也不喜欢炫耀。这一点，看看美国华人的职业就明白了：越是不需要说话、技术性越高的职业，比如实验室里的工作，华人就越多。越是耍嘴皮子的工作，比如政治家，华人就越少。说我们的文化是相对沉默的文化，并不为过。

　　　　中国人不爱说话，大概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文化预设上的：说的多做的少的人，无非是希望把自己对他人的贡献夸张，进而得到些非分的报偿。当然还有一类，则是志大才疏，话说得很大，行为跟不上。无论属于那种，这样夸夸其谈的人都是不值得尊重的。相反，沉默寡言者，常常被视为忠厚老实，或者有行动能力，很令人敬重。

　　　　这些都是朴实的生活智慧，有跨文化的意义。比如，美国人也不喜欢夸夸其谈之士，而更喜欢实干家。不过，就整体而言，中国文化对言辞表达，特别是口头的表达，不很重视。这一点，和从小让孩子学演讲、学戏剧的美国文化明显不一样。

　　　　这种不同的文化态度，当然各有其理由。“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一方面是描述实干的人，另一方面也说明君子让而不争、不屑于计较、不会为了一点利益就去吵吵嚷嚷。换个说法，与其把精力放在和人家讨价还价地分饼，不如一声不吭地把饼做大。这样，分的时候哪怕没有花精力去争抢，得到的分额小一点，但因为整个饼已经被你做大了，最后得到的绝对数量可能还多一些。一个社会要是都这么做，大家都埋头做饼，分的时候互相礼让、不斤斤计较，那么交易成本就会很低，人们的精力就更多地用于创造财富而非分配财富。整个社会就更有效率。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评论：中国人的“巧言令色”（2）

　　　　中国人对这样的智慧，领会得非常精深。看看中国家庭在美国的情况就知道了。比如就种族平权的问题而论，黑人和白人争得很厉害：考大学因为种族不同，录取的标准就不同，黑人的分数线低很多。于是双方又打官司又进行政治动员，闹得不可开交。中国家长的态度则是：费那么大精力闹什么呢？还不如用那精力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最后我的孩子比别人高出一截，你怎么歧视，我的孩子还是要笑到最后的。果然，亚裔占美国人口的5％左右，但在常青藤的学校的学生人口中一般都占20％上下。亚裔不喜欢在政治上发言，代表性低，其子女为上同一个大学，要比黑人、白人的分数都高才行，明显受了歧视。这样的竞争规则从小培养了亚裔的自我意识：我天生就应该比别人好才行。应该说，这样的压力，从总体而言还是刺激了他们的成功：横杆设得高，才跳得高。如今在美国社会，亚裔的政治声音很小，但从教育程度到平均家庭收入，都比白人还高。厚道老实的人也许吃亏一时，最后还是会有最好的结果。有子前面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其实也可以向这方面引申：你一天到晚吵闹着去争自己的利益，能挣到什么呢？饼在那里，就那么大。即使多分一点又能怎么样？如果埋头做饼，那才是“务本”，最后饼大得多，谁多分一点，谁少分一点，怕是无关紧要。

　　　　以此观察西方社会，许多中国人觉得不以为然：那里最优秀的人不去当搞创造发明的科学家、工程师，而是去当律师。也就是说，这样的社会用最好的大脑去琢磨怎么分饼而不是做饼。甚至学贯中西、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余英时先生，也认为西方社会“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止的利得精神（acquisitivespirit），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已经成为深重的文化问题，既不适用于非西方社会，也在西方内部引起了反省。（见余英时，1995：4。）

　　　　可惜，这样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关照西方社会，因为忽视了自身文化的阙失，所得出的结论未免过于肤表。儒家的传统，确实不断产生木讷寡言的礼让君子。这样的君子，到了美国这样的社会也常常会很成功、很受尊重。不过，这样的君子，能够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吗？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就是那个终日无语的颜回。颜回的人格，也许确实近乎完美。但是，他的思想是什么？我们几乎全然无知。他对社会又有什么重要的贡献呢？

　　　　可以说，这种不说话的君子，其实多是些“搭便车”的君子。因为这些君子本身无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要等别人把这样的理想社会给创造好了，他们才可以生活在其中如鱼得水。至于创造这种社会的成本应该由谁支付，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考虑。

　　　　我们不妨把有子的话再重复一遍：“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弟之士，在家谦恭驯顺，在外规规矩矩。以如此温和的性情，很难冒犯人，很难和人斤斤计较。他会沉默寡言，服从权威，敬守本职，把全部心思都花在做饼上，把分饼的事情托付给别人。大家都是这样，交易成本就会非常低，社会就和谐而且有效率。但是，这样的君子之道必须建立在一系列异想天开，甚至完全不可能的预设之上。这位孝弟之士不仅要有好父兄，其父兄尊奉的主人，乃至这位主人要尊奉的君主，都必须是近乎圣贤才行。否则，他私德再好，他所创造的财富也会被统治他的人用去害人。而他除了对此保持沉默外，也无能为力。还谈什么“本立而道生”呢？

　　　　西方社会那种“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止的利得精神（acquisitivespirit），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其实也讲究“本立而道生”。不过，人家那里的“本”，是分饼而不是做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讲得很清楚：所谓生产力的提高、科技的发展等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做饼”的成绩，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经济发展真正的原因，是有一种制度框架，也就是“分饼”的规则。在这个框架中，人从其经济活动中获得的利益率，接近于社会从同一活动中获得的利益率。也就是说，你做饼时的贡献，会按比例地给你带来个人回报。一旦有了这种机制，许多人都会拼命地去把饼做大。否则，大家就没了做饼的动力。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评论：中国人的“巧言令色”（3）

　　　　关于“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最近美国金融界一直在讨论华尔街是否还能维持其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中的一个背景是：华尔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