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读论语-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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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反而发展成了钱穆所谓的选拔“优秀平民”进入政府的科举制度，使天下士子成了君权的工具。

《学而时习之》　作品相关　序：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1）

　　　　这里，我需要提示一个在本书中未能充分展开的主题，那就是在我们这个误入歧途的历史中的知识分子传统。“士”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余英时将古代的“士”与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相衔接，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卓越的研究，并对当今中国思想界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我看来，这种“士”或者知识分子的精神，是周公以来的贤哲政治的延伸，既有发展出高贵的文化传统的前景，但其中的陷阱也十分隐蔽和危险。在孔子理想中那种小共同体自立的政治框架中，君子代表社会问政，约束君主，当然体现了具有宪政潜力的“天下为公”的精神。但是，在大一统的政治框架下，这种所谓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则是强调君子代表君主行使其凌驾于社会的权力，进而演化成为一种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影响着古代中国，而且影响到现代中国。

　　　　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析古代国家的形成，特别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特殊形态，以及这种形态给知识分子提供的政治与思想框架。为了分析的方便，我用两个“理想型”来描述古代国家是从氏族社会脱胎而出的过程。第一种形态以希腊为代表。在荷马时代希腊社会（希腊城邦林立，希腊社会本身当然包括许多类型，我以分析的目的，将之简化为单一的理性型），氏族（gens）是最基层的社会组织，几个氏族组成胞族（phratry），几个胞族联合成部落（tribe）。早期的国家，又常常是由几个部落组成。在早期的国家生成的过程中，这些氏族、胞族和部落都保持着完整的自立。国家的权力有三个中心：第一，议事会，主要是由个氏组的首领或者代表组成的精英决策机构；第二，公民大会，由所有公民组成，是理论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第三，军事领袖，要么直接选举产生，要么是由议事会任命提请公民大会承认，是当时的行政首脑。议事会进行日常的决策，但重要问题必须在公民大会获得确认。军事领袖后来演化为君主，但此时除了根据临时的授权带兵打仗外，权力非常有限。在《荷马史诗》中，找不到个人受国家权力的强制而做违反自己意志的事情的例子。后来这一形态产生了变化。有的城邦从氏族、胞族和部落的领导层中发展出了贵族集团；雅典则因克里斯提尼的民主改革而打破了雅典人对氏族和部落的依附，通过选票建立了新的国家认同。不过，不管怎么变，这种国家的权力是各种基层社会力量竞争、妥协的结果，受到后者的极大制约。国家并没有从社会中独立出来获得其自主性。只有在僭主统治时期，国家才获得了自主性，能够超越社会而我行我素。这也是为什么僭主统治一直是古希腊政治的异类的原因。

　　　　第二种形态则正好相反。在氏族社会瓦解后，没有形成贵族或者平民对国家的主宰。相反，军事领袖逐渐获得了一批个人的追随者和经济资源，掌握了一种独立于社会的国家权力。或者说，僭主统治没有成为异类，反而成为政治的主流，并且在权力的垄断上远远超出了希腊的僭政。韩非在《和氏》中所描述的理想君主就是这一理性形态：他具有绝对权力，任用忠于这种绝对权力的“法术之士”，克服“群臣士民”所代表的社会利益来进行统治。国家权力是君主利益的表达，而非社会利益的表达。春秋战国时代完成的国家建设过程，最终打造的就是这样的国家：贵族、国人渐渐失势，君主完全凌驾于社会之上。

　　　　孔孟所代表的儒家，还是第一种形态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小国寡民的共同体中，君子问政，常常能在一个面对面的社会中代表社会的利益，以习俗和传统制约君主的权力。韩非在《和氏》中提到的那些把“法术”视为祸害的“群臣士民”，恐怕就包括孔子心目中的君子。“群臣士民”和“法术之士”之争，其实就是原始的共和传统和新兴的君主权力的斗争，孔子所谓的“君子”是站在前者一方。不过，后一种形态的国家中，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则完全不同。他们希望通过直接认同和服务于超越社会、以君主为化身的“国家理性”，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比如钱穆所谓的“优秀平民”，并不是代表自己的家乡和国家权力讨价还价，而是直接通过科举制度，成为为绝对权力所用的候选人。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以家国天下为承担，并不以自己共同体的利益为承担。在他们看来，仅为自己的家乡的利益说话，显得太“私”了，和自己的身份不符。于是，知识分子自视为或者被描绘为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并不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社会或者文化的整体利益而考虑。直到今天，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还将此视为自己的文化理想。其实，这种理想中的知识分子作为“特殊人类”，本质上就是韩非在《和氏》中所描写的“法术之士”，只不过穿上了儒家的衣装而已。在韩非笔下，和氏被砍了两只脚，抱着璞玉哭及泣血。但他声称不是哭自己的双脚，而是璞玉不被楚王承认。不用说，真正的法术之士，也是这样置个人利益于度外、一切以家国天下为念的人。一个圣明的国君，自然应该任用这样有献身精神的人才，弹压那些在下面仅仅为个人利益而营营苟苟的“群臣士民”。换句话说，秩序不应是由“群臣士民”通过自己的私利相互博弈而生成，因为那样只能使人“安于乱”；秩序必须要由超越了私利、掌握了“国家理性”的知识分子来设计，那才能“成于治”。

《学而时习之》　作品相关　序：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2）

　　　　可见，在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下，把权力集中在由国家选拔的“优秀平民”手上，就是以“贤能政府”取代基层共同体的自治。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在孔孟之后，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观念和制度框架中展开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操，使中国的读书人占据了道德和智慧高地，他们总觉得自己比老百姓更懂得什么是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久而久之，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所服务的那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在孔子眼里早已僭越了礼法。中国的政治和知识传统，也正是建立在这种精英代替老百姓进行决策的基础上的。在这里没有宪政精神，而充满了僭政精神。

　　　　这种家国天下的怀抱，不仅支撑着古代的专制主义，也为现代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基本预设。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阿Ｑ正传》，可谓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一个奠基之作。《阿Ｑ正传》早已为每一代中国人所熟悉，在此不必复述。但是，其中表达的价值理想，虽然早已深入现代中国人的意识深层，却至今还未经过充分反省。在鲁迅和他的追随者们看来，阿Ｑ所代表的中国农民，就是一群蒙昧不堪，甚至没有判断什么是自己利益的基本能力的劣等人类。他们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这一点，在鲁迅对他留日期间著名的“幻灯片事件”的叙述中交代得就很清楚：他作为一个医学院的学生，看到中国人被当作俄国的间谍遭日军处死，一群麻木的国人在那里看热闹。他由此受到刺激，觉得这样的国人心灵不救治的话，肉体也不值得救治。

　　　　这一挑战文明社会的基本医学道德的宣言，竟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宣言：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人的昏钝，在于中国的老百姓没有鲁迅这样的精英认为他们应该有的思想。在他们获得这种精英们指派的思想以前，他们的生命没有意义。于是，“改造国民性”就成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使命。其实，这也为后来的“思想改造”等等政治运动提供了基本的预设。从改造别人的思想到自己被迫接受思想改造，他们的现代命运颇像“作法自毙”的商鞅。而他们许多人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心态还如同被剁了两脚的和氏：所愤的不是自己的人权受到了侵犯，不是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而是像自己这样一个愿意放弃一切个人尊严和权利，惟求被一用的人，居然受到了主子的误解。

　　　　鲁迅本人并无直接当农民的经验。他的阿Ｑ的原型是从哪里来的呢？用现在美国的政治词汇说，就是从种族歧视中来。要了解这一点，必须分析鲁迅在日期间在思想和心理上所接受的影响、日本媒体的发展，以及日本媒体把中国人非人化的过程。现代日本媒体的发达，和战争密切相关。几乎每一次战争，都为媒体提供了借实况报道来扩大销量的机会，并且能迅速采用最新近的技术手段。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媒体大规模采用了新闻插图的手法进行战地报道，画面主要借助于日本传统的木版画。到了太平洋战争时，照相技术推广，各报纸采用在第一时间空运战地照片的办法来竞争。（比如日军在东三省的行动，大大刺激了其国内新闻业。可参见LouiseYoung。）应该说，比起后来这种照相技术来，早期的木版画可以脱离现实，大部分画家不是在现场写生，而是坐在画室凭想象进行创作。另外，传统木板画本身就有脸谱化的表现趋势。越是大规模制作，这种脸谱化的套子就越简单固定。所以，用这种手段，就像画漫画一样，不论是塑造自己的英雄还是妖魔化敌人，都比照相技术更方便。

　　　　从甲午战争期间到日俄战争，是日本现代国民意识和自我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不再是劣等的亚洲人，而能够和优越的白种人比肩甚至战而胜之的民族。因此，在甲午战争和之后，日本媒体展开了排山倒海般的宣传，把这场战争描写为文明战胜了野蛮，突出日本人的优越。报纸的报道无不配有木版画。木版画店也每天挤满了等候当日战地画像的顾客。（这些木版画的一部分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网站中作为历史文献展出，引来该校一群没有头脑的中国留学生的抗议。细节和分析见薛涌，2007：100…105。）许多外国观察家评论道：木版画上中国人的形象，全被描绘成没有灵魂、没有尊严的半人类。而同时战败投降的清军中的欧洲顾问，或者后来日俄战争中战败的俄国人，则都保留了军人的尊严。更意味深长的是，日本人虽然和中国人同属于黄种人，却无不身着鲜亮的西式军装，精神饱满，面部表情也非常西方化，简直就是欧洲人的形象。当时的日本媒体还有报道，中国战俘在东京游街，一路遭到日本市民的羞辱和谩骂；但大部分战俘无动于衷，似乎毫不知耻。乃至一位妇女跑出来对着游街的战俘大喊：“如果辫子军就是这个样子，我也能杀好几个！”日本人之于中国人的鄙视，就这样逐渐建立起来。（参见DonaldKeene：133…243。）中国人这样被非人化，也很能解释日本在二战中在中国犯下的种种冷血的罪行。鲁迅留日时，正赶上这类宣传品大行其道。他受了刺激和影响，接受了日本版的中国人的观念，创造了阿Ｑ的形象，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想想看，鲁迅当时透过日本的媒体看到中国人，都觉得这些人的生命根本没有价值，日本人怎么会为杀几个中国人而感到内疚呢？

《学而时习之》　作品相关　序：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3）

　　　　其实，类似丑化中国人的现象并不仅仅限于日本。在上个世纪初排华热浪中的美国，媒体的卡通中也到处是类似阿Ｑ这种麻木的中国人的形象。杰克·伦敦还写了一个短篇小说TheChinago，描绘的是从外表和名字都和阿Ｑ很接近的中国农民工：AhCho。看故事的表层叙述，AhCho和阿Ｑ几乎是出于一个原型：他无辜地被认定参与农场里的一次谋杀，被判了二十年。在法庭上，他完全听不懂审理的程序，在审理之中一味幻想着自己无罪释放后在家乡的美满日子。等二十年徒刑意外地判下来后，他还自我安慰，觉得不过就二十年，出来后照样可以过好日子。但是，喝醉了的法国官员错误地把他的名字写在死刑榜上。他就这样被送上断头台。临死时他还觉得这是个很容易改正的错误，提醒那些法国官员：死刑犯叫AhChow，而他是AhCho。这是一个错误。法国人也发现了错误。但是，他们觉得已经为此耽误了许多时间，决定不做更改，反正中国人都是差不多的，屠刀终于砍了下来……（JackLondon；1993：1405…1417。）这故事和阿Ｑ被处死几乎一模一样。但与鲁迅不同的是，杰克·伦敦并不着力于写AhCho的麻木，而是在他麻木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