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评点红楼梦-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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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中小学时代，所学教科书上的清史都是卖国条款，令人生气。其实清史的另一面是非常有生机和丰富的。可以说清代是中国文化蕴含量最高，最富有活力的朝代了，五千年文明到了那时，中国是曾经有很多可塑性的。
　　幼年初入“红楼”世界，听到什么都觉得新奇，也曾津津乐道，做些拾人牙慧之事。待到自己也以写作为业，阅历增加，便另有些想法了。
　　前人对《红楼梦》的探寻，今天看来仍然有“刻舟求剑”之嫌。
　　一本书，尤其是一部小说，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不是为了替一部什么历史作索隐的。由于作者文化修养和涵量的精深，它会不由自主地展现各种中国式的美学，史学精华，但这只是“使用”，而非“目的”。目的仍是创意型的。不是谜语式的。作者在他毕生一著的作品里，调动了自己的文化积淀、历史积淀及生活积淀。
　　从一个小说家的创作来看，《红楼梦》作为一部大书，有它的历史背景，不管它如何变形和虚拟；也有它的人物模特儿，就是鲁迅说的面目如何出现，鼻子眼睛从哪儿拼凑的问题；那些个性的情节与细节，恰是《红楼梦》一部书成就的巅峰。
　　那么这些个性的情节与细节是从哪里来的呢？
　　人们都同意，曹家被抄的时候，曹雪芹尚在幼稚之龄。即使曹家真的有那么些出色的女性，演绎过那么多文化含量极其丰富的故事，曹雪芹也不可能记住和描绘得如此充沛。
　　曹家给留下的只可能是一个大的框架，诸如“接宫”，“谢恩”，诸如“发丧”，“收租”，另外就是“家法笞挞”，“祭宗祠”，“妻妾斗争”等，可以形成《红楼梦》小说的总载体。然而不是灵魂，也不是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
　　《红楼梦》一开章就说，是为了“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虽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其中大旨谈情。”可见写大家庭兴衰，的确不是作者的目的。目的是写出那些令他赞叹的女性，“亦可使闺阁昭传”。所以《红楼梦》一书又名《金陵十二钗》。
　　但他亦没有说这些“当日所有之女子”是他家庭中成员，还是亲眷，还是耳闻者，还是相处过。
　　首先是作品中的“人选”问题。一个封建大家庭是不可能长时期地聚集有这么多这么才貌气质之水平如此整齐的青年女性的。尽管曹雪芹用了各种原因，编造了各种表亲关系，使她们从各处而来，汇集于一个大观园。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大观园”应该是一个长期可以聚集青年出色女性之地。那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其次是“情节”和细节问题，《红楼梦》中那些极其文化，极其个性，极其消遣的活动，不太可能是一个清代的官宦贵胄之家的女眷们可以组织的，而且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不落旧套。这些文化活动，只能是内行家的精心营造。
　　其中有：行酒令，品戏文，画庭院，结诗社，唱清曲，掣花名签，冬赏雪，秋吃蟹，高山吹笛，凹处联句，践花节，葬落花，玩古器，编花络，烤鹿肉，卧芍药，尝莲羹，斗芳草，戏彩蝶，摘柳条，编花篮，解污裙，打醋架，盗香粉，遗玉佩，拾春囊，换罗帕，逢侠友，失虾镯，补雀裘……等等情事，有声有色，情理相谐；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内中生活气息极其浓厚，戏剧脉络极其别致，毫无“套路”之嫌，与以往的大家庭事和爱情戏完全无涉，至今仍为独创之硕果。如果没有个性与实在生活的基础，这种创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文化消遣的生活内容绝对地是占据了《红楼梦》主流地位的内容，所营造的氛围之香艳迤逦，情调之委婉情腻，皆是一个封建世袭大家庭不太可能有的自由和放任。
　　试看离开了这些情事，这种氛围，这个情调，《红楼梦》所写其他内容，俱是虚拟粗线，罗列铺张，无甚神采，或一笔带过了事。诸如上述列举之种种大典俱如此。　
　



　

　　　
何来群芳聚《红楼》（2）
　
　　并且这些活动频繁，水平几近专业训练，更不是一般深闺中人所能。
　　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才是一般的深闺情景。
　　而在《红楼梦》中，却是日日断不了这良辰美景，时时离不了那赏心乐事。不仅千金小姐及奶奶太太们，就是丫鬟使女，也是精通文艺技能。金鸳鸯三宣牙牌令，逗乐取笑兼作弊，其娴熟风雅，竟是玩家高手。
　　书中写宝玉晨起后，径自跑到黛玉房中，去替湘云掖被子，而后湘云黛玉起床后，又在一个盆里洗脸，并让湘云为其梳头。等等事，皆不像发生在诗礼人家。更不用说“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一回，写宝玉与黛玉同床午睡嬉戏，亦不似大家风光。
　　那宝玉心态，以为园中女性所有人的眼泪都会为他一个人而洒，让泪河飘起他来。这也不是贵公子对于家中女眷们女佣们的心态。总之大观园中用语虽雅，但掩不住风月消息。仍然是一个男女情爱之园。
　　大观园中各处所之华美舒适，又有别于老爷夫人老太太住的正宅府弟。内中各人各院的园林构建，室内摆设，器物衣箸，饮食方式，都别致有趣，吻合各人风度。极其个性化，文化化。酷肖名妓风流也。
　　其实作者是用了一个省亲别墅，装进了明清时代那秦淮河上的诸多景致内涵。
　　全书中一共两次住所总浏览。一次是大观园初成，贾政带宝玉及清客们察看空园，题额，定名。一次是贾母带着刘姥姥及众人依次游览，院落都有了主人，各谐其风格，一一品味，各有风味。各人所住院名以及配给使用，完全暗合勾栏曲院规则。
　　且看：宝玉首选怡红院，黛玉挑定潇湘馆，薛宝钗住了蘅芜院，贾迎春住了缀锦楼（紫菱洲），探春往了秋爽斋，惜春往了蓼风轩（藕香榭），李氏住了稻香村。其他一应在所的地名，如暖香坞，绛芸轩，滴翠亭，蜂腰桥，梨香院等等，不仅一应江南风光，而且颇有些红尘世界的气韵。
　　再说众小姐的别号：潇湘妃子，又名颦颦；蘅芜君，怡红公子，枕霞旧友，蕉下客，菱洲，藕榭，并同绛珠仙子，神瑛侍者等名号，都极其风流蕴藉，芳香扑人，俱似高等香艳场所之雅玩别号。
　　作者自称是：“大旨谈情，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能够谈情而又不断发生故事的地方，肯定不是在官僚府第之内，而是在男女都相对自由的交际场所。
　　开首石头变成美玉时，僧人所许诺他的，将要携带他去那：“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这是实写的，为《红楼梦》之主体。而另外两句“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却倒是虚写的，只是书之框架。
　　而与其他传统言情小说大相迥异的是，男女比例的极大失调，群芳环绕竟为一公子，亦是风月场景象。
　　另者人际关系，内中老妈子一律为讨厌之物，贾宝玉所说的，一旦嫁了人，珍珠就变成了鱼眼珠。就根本地忘记了自己曾经是女儿，而变本加厉地监视和迫害，榨取于女孩儿们。这一点，也不太像贵族家。倒有些像鸨母所为，像是青春过去的老妓压迫幼者之诉。
　　既有“金陵十二钗”之说，书中所写的女性们活动之地应当是在金陵。然而《红楼梦》中又每每有要“回金陵”的说法。一处是贾母因宝玉挨打，大怒于贾政，喊着要带宝玉回金陵去。另处是王熙凤的判词上说：“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可见荣宁二府并大观园其实又不在金陵。
　　只有犯事的甄家是在金陵。
　　而书中的青年女性们除了贾氏三春外，从李纨起，尽从金陵而来。那黛玉与香菱，则独为姑苏人氏。可见同类中之异。
　　若其素材取自京城北地满族官宦家，却十二钗并一干女子，尽为汉名字，汉相貌，汉神气，汉淑女。所塑造之经典系数千年汉文化之粹。若作者真借满家贵戚事，恐不能如是丰神。
　　这里有一个解释，就是《红楼梦》的这些女性——十二钗们的“人格样本”是来自金陵的，金陵秦淮河上。
　　那么，“秦淮河”这个特定历史文化的精神风貌是什么？“秦淮河”所以久传不衰的精神元素有哪些？为什么我会将它同《红楼梦》这一部看似封建家族正史的大书联想在一起呢？
　　它处于南京帝王之都，所谓有“王气”，是文化昌盛之地，集富贵典雅之大全。真正的“温柔富贵之乡”。
　　史载，当年南京，秦淮河北岸为贡院，由于中国传统的科考制度，文人学子年年必四方赶来，云集于此。
　　而秦淮南岸，即为名妓们所处的旧院。顺应着读书雅士的品味取向，旧院名妓们装束淡雅，举止谈吐颇类大家，能音乐，善诗词，工绘画，品貌不求艳丽，但求意态娟好。　“名姝”们各有擅长，个性张扬一如名士风范。略举一二：
　　董小宛，“针神曲圣，食谱茶经，莫不经晓”（《板桥杂记》卷中）；
　　陈圆圆，“容辞闲雅，额秀颐丰，有林下风致”（《觚剩·燕剩》中《圆圆传》）；
　　柳如是，“慧倩，工词翰，在章台日，色艺冠绝一时”（《柳夫人小传》）；
　　李香君，“侠而慧，略知书，能辨别士大夫贤否”（《李姬传》）；
　　卞赛，即“玉京道人”，“知书，工小楷，善画兰、鼓琴”　（《板桥杂记》卷中）；
　　李大娘，“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须眉丈夫之气”（《板桥杂记》卷中）；
　　王微，另号“草衣道人”，她“长而才情殊众，扁舟载书，往来吴会间，所与游，皆胜流名士”……
　　当时有“秦淮八艳”之称。可见她们造成的风气之盛。
　　名士与名妓，二者相互欣赏，彼此激发，造成一幅婚姻之外的爱情、文化与政治的因缘，密如繁星。诸如李香君与候方域；柳如是与陈子龙、钱谦益；董小宛与冒辟疆；葛嫩与孙临；卞赛与吴伟业等。真乃是佳期如梦，佳话千古。
　　这些风尘女子不乏有重视民族气节之奇侠义女，“桃花得气美人中”，李香君、柳如是、葛嫩、王微等情所寄托的俱是当年的东林党人、复社君子。她们身在红尘，殊重风骨，可谓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为那种嫉恶如仇的斗争风骨所吸引。这些风尘女子，在江山巨变之时的不屈表现，早已超出那些平时为她们仰慕的文人学士，震烁古今。正是“大节从容问女流”。　
　



　

　　　
何来群芳聚《红楼》（3）
　
　　大节之前，死与不死？名妓中也有另外的表现，如顾媚，在明亡后就不主张其夫殉节，她所主张的“求生”说，与柳如是的“劝死”就大相径庭。顾媚夫君龚鼎孳降清后，以自身权力保护了一些明遗士。故评说不一。
　　此种弯曲的哲学与活法，倒有点象《红楼梦》中那位伤心却不能全节的袭人。而顾媚筑有眉楼于桃叶渡，亦令人联系到袭人的宿命册子上之桃花。此处不赘述。
　　明末清初，那最后的“秦淮河”，集明朝亡国的志士烈女之情结，　“舍生取义”之光辉映照着昔日的风华柔情，一股“秋气”笼罩诸名流及佳丽的命运。于是使其灵气、傲气、清气，超脱于浮云富贵及庸常脂粉。而秦淮河的文化价值也因此得到升华。
　　而此后的“吊明”者倒并非一定是明遗士。　秦淮河留下的时代回响，实为千古之叹也。
　　鲁迅曾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
　　人们缅怀历史，并不一定要亲身所历。秦淮河上的人物文化史，具有深沉的底蕴，带着悲凉的人生感悟，就在距离满洲贵族定鼎中原十几个春秋后，依然有《秋柳》诗，《桃花扇》传奇等文学作品震撼世间。
　　到了二十世纪，陈寅恪还以失明之躯，向往和写作着秦淮生活，写出巨著《柳如是别传》。可见“秦淮河”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人永恒的话题。
　　这里引一段陈寅恪的话，因为他将“秦淮河”佳丽与蒲松林的《聊斋志异》联在一起，倒非常吻合我现在将“秦淮河”与《红楼梦》联在一起的想象：
　　“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于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生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