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下说书-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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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八卦，另嵌以针，走时罩内一望，针向某处，则知某时刻，正末几分。洋
人一针表售出价不过数十金。近日面上三针，校定更准，其价更昂。扬城趋
时人借定时名目，亦多于腰间佩带，以为饰观。”
这些时髦的“舶来品”，都曾在《红楼梦》中出现过。嘉庆中市面上还
算是稀罕的东西，在织造府里大约若干年前就已在使用着了。
作者在“真宋板藏书”条，推崇马佩兮、秦敦夫，而对自己的外甥则颇
不客气，他说，“阮伯元中丞，历年刊刻固多，收藏不少。试问盈箱满架，
宋板耶？明板耶？真者能有几十函耶？”他还提到当时扬州的名画家，有郑
板桥、罗两峰、张桂岩、奚铁生、王椒畦、李复堂等，他对板桥的评论是，
“郑板桥先生燮，兴化进士。以庶常改山东潍县令尹。晚年乞休归里，往来
扬郡，字画易钱。时人但以字之怪、画之随意，不惜分金而换易之，而不知
所擅长者则在闲言戏语题幅中多妙趣耳。”“郑公行世之字，皆尚古怪。余
闻其中年学欧，因不能取炫于世，改而自成一家。小斋现藏‘竹疏烟补密，
梅瘦雪添肥’一联，板桥楷书真迹，笔笔中锋，迥非行世一路，可以证矣。”
这是同时人对板桥的看法，也是有趣的文献。特别赏识板桥题画的一点，
则是颇有眼力的。
无论是彭鹏、程庭还是林苏门，都算不得诗人，在文学史里是找不到他
们的名字的；也为此，他们的集子经过一两百年之后也都临于消灭。这是不
公平的。他们的著作也自有其应该存在下去的价值。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十
分重视诗和文章，几乎成为判断文化遗产首先考虑的重要标准。太史公的《史
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远远高出它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无论是哪一门类的
著作，想流传下去，首先的要求是文字好。《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这
样的著作，也不能逃出这一通例。影响所及，古代的知识分子人人都想作文
学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集部书。其中当然绝大部分是劣作，日就湮灭原也
是难怪的。胡乱买了许多诗文集，翻阅的结果，像上面提到的几种，实在也
真是凤毛麟角，这也是事实。
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史学家郑天挺教授的一个意见。他认为史料应该不只
局限于“史”的资料，还应深入到各个人的文集之中，深入到方志、笔记之
中去寻找。有许多到处找不到的历史资料，往往是被当做文学作品的成绩保
留在文集中间的。这是很好的见解。现在，组织起更多的人力，有领导有步
骤地深入到更深更广的领域中，发掘、分析、整理出新鲜而有质量的史料，
制成索引，编作长编，这样的时机的确是已经来到了。这将使我们的研究工
作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从苍白无力状态下解放出来。
谈禁书
不记得是谁曾经说过，“雪夜闭门读禁书”，算是人生一乐。我想这是
说得不错的。要选一个下雪天，还得是晚上，外加关门上锁。这样的典型环
境实在刻画得好，没有切身体会，怕是万万想不出的。
因此读禁书也就被赋予了一重浓重的神秘色彩，寥寥七字，包含的内容
实在丰富得很。
溯本穷源，发明了禁书的手段并严格付诸实施的还是不能不首推秦始皇
帝。这以后就有很长一段时间继起无人。虽然提起“图籍之厄”，烧书的事
确曾不断发生，但那大都是战乱之间不问青红皂白一把火通通烧光，与嬴政
的有目的、有纲领、有明确规定而且著之律令的焚书还是不能同日而语。禁
书与文字狱发生关系，较早也较著名的是宋代苏轼的“乌台诗狱”，清代的
张秋水有《眉山诗案广证》，就是专论此案的。张鉴的《冬青馆集》里收有
许多有关南明史事的论文，他生于嘉、道之间，正当清代中叶文字狱盛行之
后，他的特别关心宋代诗人苏东坡的命运，应该不是没有缘故的。
清代的乾隆皇帝，确是遥遥继承了秦始皇的传统，并后来居上。论手段、
论规模，也都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单是“禁毁书目”就先后修了几次，成
书若干册。“禁书”成为一种通行的术语，也就从这时开始。不过有清一代，
人们明明知道这一客观存在，但口中、笔下却谁也不敢提。一直到了清末民
初，旧书店的商人才公然堂皇地把禁书字样标在书目上，同时售价也就相应
飞快地提高，终于在有些图书馆的目录上也逐渐露面，做为审定“善本”的
一种根据了。
为了习惯与方便，这里谈到禁书，也姑且以此为限断。
“禁书”虽然已经成为宝贝，但我居然也先后得到过若干种。这就使我
悟出，禁书者，不论是有着无上威权的封建统治头子还是别的什么聪明人，
也不论他们用尽了怎样的心机，到头来也终于是无效的。书是禁不绝的，因
为有无数正直、公平的读者的保护。
唐末的词人韦庄，写过一篇著名的长诗《秦妇吟》，诗中涉及黄巢起义
军攻入长安时的一些情况，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样的
句子。韦庄自己后来觉得不大好，“公卿”们看了自然不舒服，新朝的头目
也不会喜欢的，因此就自行“抽毁”，从《浣花集》中删去，还给家属留下
了禁令。这以后一千多年中人们都无法看到这篇著名的作品。不料终于从敦
煌的石洞里发现了那抄本，而且有三卷之多。韦庄用心良苦的安排终于还是
无效。那原因就是很有一些读者喜欢它，作品还是被传抄、保存下来了。
韦庄后来虽然贵为蜀相，他到底只是一个个人，与能动用国家机器，在
全国范围内搜查禁毁的皇帝是不能相比的。不过皇帝又怎样呢？事实证明，
成绩也并不理想。不过200　年，清代禁毁的一些作品，也还是陆续出现了，
并没有禁得一干二净。那原因也并不两样，也是得到了人民保护的结果。
近30　年前，我看到过从浙江绍兴梅市流出的一些山阴祁氏澹生堂的藏
书。这是一批由祁氏子孙深藏密锁了三百多年的先世著述。大半是抄本与稿
本。其中绝大部分是符合禁毁的条件的。经过清初的残酷镇压，祁氏遭到了
家破人亡的惨祸，但还是冒着杀头、灭族的风险保存下了这些著作。事实本
身就是极为悲壮的。
这批书中有一部祁承■的《澹生堂集》，是崇祯刻本，在禁书目中是有
著录的。仔细一看，凡是集中“奴”、“虏”、“酋”？　。等字，都已用浓
墨仔细地涂去了。同时我还看到一部清初抄本的《澹生堂诗文钞》，是祁氏
子孙选抄待刻的稿本。原书中那些涂掉的地方，都经过细密的修改。这些工
作，想来都是在“雪夜闭门”的情况下进行的吧？
后来在苏州又得到过一部刻于崇祯甲中（也就是典型的弘光刻本）的钱
栴撰《城守筹略》，则是南明政府官员为了抵御“北虏”南下而提出的作战
方略。奇怪的是这样的书，禁书目中也并未收入。可见清初统治者花了如许
气力搜索、审查，工作也还是粗疏得很。原书卷一第一页的书名和作者名字
都被什么人撕去了，撕得很马虎，卷一以下都还好好地保留着书名和撰人。
这就不能不使人揣测，藏书者要应付即将到来的大搜查，他所藏的这种违碍
书又很多，在惶急中只能这样马虎地处理一下的吧？那时代可能就在钱栴被
捕杀头的前后。
我还有一部清初刻的《新乐府》，是吴炎、潘柽樟（潘耒的哥哥）的作
品。这两位都是在庄史之狱中被杀头的。书前的作者姓氏也同样被撕去了。
这样的残迹，好像意在提醒后来的读者，书册曾经历过怎样的命运，才终于
保存下来，好像直到今天也还能隐隐嗅到血腥气，以文献论，是非常可贵的。
提到庄氏史狱，就不能不联想到偶然得到的一册稿本，《私史纪事》（这
是经过修改的，那原题是《史祸纪事本末》）。这可是一册很有价值的稿本。
作者是范骧，与陆丽京等三人都受到“庄史”的牵连。他们大概都曾为此书
写过序或曾列名参校。案发以后一起被逮，被押解到北京刑部听审，后来总
算放还了。这书详细回忆记录了起解途中，下狱审讯？　。以及如何打点营救，
被释还家的全过程。浙江离开北京有一千多里，天气又是严冬，范骧等都是
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的身份是逆案的“钦犯”，在押解兵下的驱赶下赶路，
后来到了刑部狱中，前后半年光景，过的是怎样非人的生活，都有十分动人
的描绘。不只是文字狱的珍贵史料，作为社会风俗史，这也是难得的原始纪
录。尤其使我吃惊的是，这本回忆录记下了三位老人在遇祸以后，彼此间曾
经发生过的一些猜疑和互相责难。在书册的上端，有陆丽京的后人属名“宗
楷”的墨笔批注，都是驳斥范骧、为丽京辩诬的。他们被释放归以后，不用
说，家都已破了，陆丽京的结末是离家出走，不知所终。看来与这种纠葛是
不无关系的。封建统治者的残酷迫害，在明遗民内部散布的矛盾？　。这一切
都是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的。
《读书堂诗集》，原刻的黑格纸，精抄，无疑是康熙中的清写稿本，不
题撰人也没有分卷，后面还有许多空白页，可证尚未编定。这是钱塘汪无己
的诗集，无意中得之市肆，也是一种当然必禁而不见于禁书目的异书。无己
名日祺，后改名景祺，是钱塘汪东山（霦）的儿子。此集所收都是少年时的
作品，后来他投入年（羹尧）幕，因《西征随笔》一书获罪，“律以大逆不
道立决枭示”。《西征随笔》的原件后来在故宫里发现，曾经有过新印本。
作者是有才华的，笔记中有些纪事的篇章，其实是很好的短篇小说，此外也
有一些揭露官场丑行的纪事，我读过以后始终未能发现获得如此大罪的根
由。其实江景祺最大的过错是成为年羹尧的亲信。当时议政大臣所定年羹尧
的“大逆罪”的第三条就是“汪景祺《西征随笔》，见者发指。羹尧亦云曾
经看过，视为泛常，不行参奏。”后来查嗣庭文字狱发，雍正在“上谕”中
还念念不忘于景祺，“去年正法之汪景祺，文稿中有‘历代年号论’，指‘正’
字有‘一止’之象。”雍正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完全可以和他的
继承人乾隆之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媲美。他写起“上谕”来，往往下
笔万言，反复声说，终于使臣民陷入五里雾中不得不承认皇帝的“权威”而
后已。他运用种种奇怪的逻辑，惊人的捏造，将他所选中的对象一个个罗织
入文网之中，又一个个杀掉，还要罪及妻孥亲属朋友和简直毫不相干的人。
雍正是清代文字狱事业的奠基者，他提供了整套的纲领、理论和实践范例。
可惜他的统治只持续了13　年，剩下的工作不得不由乾隆来最后完成。
据《永宪录》记，汪景祺“伏诛”以后，妻子照例要“发黑龙江披甲人
为奴”。“景祺之妻，巨室女也。遣发时，家人设危跳，欲其清波自尽。乃
盘躄匍匐而渡。见者伤之。”简单的几句话，写尽了一场阴森的闹剧的阴冷
凄凉的结末。
汪景祺的《读书堂诗集》不过是少作，并无可观，全书充斥着封建文士
无聊生活的描绘，但书前却有七八通诗序，作者都是当时的名家。除了朱彝
尊、韩菼，现在已经记不起还有谁了。我曾经查过这些作者的文集，发现没
有一篇序是保留下来的。这是难怪的。朱竹垞的《曝书亭集》卷二十，还保
留了与景祺在西湖“夜泛”的五首诗。这是因为朱集刊成在景祺获罪之先。
但后印的本子，“日祺”两字就已经削去了。出于同样的原因，朱集卷二十
三“喜青宫再建”诗，在康熙五十一年再废太子以后，重印时也削去了。一
个作者的文集，由于政治情况的变化，不同时期的印本就会有不同的面貌。
这就是藏书家重视初印本的理由之一，也是判断重印时期的重要根据，也算
是版本目录之学的一点小小的知识。
上面随意想到的几个例子，几乎无一不是清初文网的漏网之鱼，这就说
明，尽管皇帝雷厉风行，作为头等政治任务来抓，效果还是很不理想的。当
时各省的封疆大吏和中枢的文化官员实在值得同情，他们担着身家性命的干
系，一字字地读着汗牛充栋的书本，又实在捉摸不透皇帝老倌的定案标准，
他们的为难是可以想见的。手边有四册《无闷堂集》，闽张远超然撰，康熙
刻本。四库未收、禁书目也没有著录，照我看也是一条漏网之鱼。只要看卷
中有许多地方都开了天窗，就可以知道了。文集卷七有一篇《徐烈妇小传》，
照例这样题目的文章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