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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迷抗日记-第1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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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振瀛是东北人，与少帅也有点关系，又与二十九军有这种关系，与中央也有点关系，人脉蛮广的。
傅作义的绥远省在京（南京）也有办事处的，不过他们的代表与财迷直接交往比较少。这不是说傅作义与才弥先生的联系少，而是傅作义身边有个副官，就是共济会的代表。通过他直接与三龙他们联系，傅的任何事情，这个副官都可以知道；这联络副官与共济会的联系，不受任何限制。有重大事情，双方都互通信息，互相讨论。过年过节，倒不一定有互相送礼，财迷知道傅作义部队缺少什么武器，就提供一点；傅作义就必然要回赠一些绥远的牛、马什么的，有点“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感觉。相对而言，财迷挺喜欢这种关系的：悄悄的，少花时间，有实效，双方有情意相通的感觉。
…………………………
每年的新年，共济会总要做个总结文件，讲一下去年共济会取得的成绩，鼓励一下大家，并讲一下对今年的一些要求。这些东西，都是屈国良他们在搞的，然后让才弥先生看一下，就可以发表了。对今年的要求，屈国良他们写得不少，要求会员们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学文化、学军事什么的，与去年也差不多。财迷把这些改为要“讲民主、讲科学、讲学习、讲纪律；组织化、合作化、军事化。”这“四讲三化”，让会员们好记一点。
结果在二月份，福建的事才告个段落，蒋中才提出了一个“新生活运动”，说要以传统的“礼、义、廉、耻”为主导思想，具体要“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还塞进了“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绝对统一，绝对团结，绝对服从命令”的内容。这不会以对群众进行教育为名，来推行他的“绝对领导”理论，并与共济会的“四讲三化”宣传抗衡吧？
不过财迷根本没把什么“新生活运动”当一会事，他对共济会中自己的什么“四讲三化”也并没当什么事。作为另一时空的年青人，财迷总是很小看这类群众宣传活动的作用。再说，二月份，经济上有点事要他处理。
西方的经济危机，对东南亚也有相当的影响，一些橡胶企业受影响比较大。二月份，新加坡的陈嘉庚之橡胶公司由于生橡胶积压，资金短缺，要准备破产了。陈嘉庚先生对国内的抗战作了不少捐助，也是科辉橡胶厂的供货商。这事让财迷知道了，他马上汇款过去，多买了好多橡胶。这时，大华联合银行的危机已经过去，所以，财迷让大华联合银行对东南亚的一些华人企业发放货款。华侨们如此爱国，如此殷切希望祖国强大，现在他们有困难，共济会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陈嘉庚先生等人，对此也非常感激（陈嘉庚的企业避免了另一时空破产的结果）。
而杜重远对《生活》周刊被查封耿耿于怀，于二月份就又创建了一份《新生》周刊。本来想命名为《新生活》的，现在蒋中才搞什么“新生活运动”，就改为《新生》了。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一章 春节应酬
◆字数：2113◆
这次春节可是财迷难得在家里过的，过得很热闹。老的熟人、经济界、文艺界、共济会的人，都欢聚一堂，就不提了。老关系户，西北军、十九路军、绥远军、东北军的，礼尚往来，也不用说了。一些南洋的洪门兄弟、四川的袍哥之类的，也都来凑热闹，也是要应酬的。
今年又加了杜月笙、吴铁城等人，他们以为才弥先生听从了他们的劝说，没有参加福建的事件，给了面子了；中央从共济会的一些事情看，发现才弥先生是可以争取的，这过年就人来礼往的，想进一步联络感情。而财迷对他们怎么也要应付一下的，让这些人更觉得为蒋中才争取才弥先生的事，还是有希望的。
今年春节来的上海人中，还多了一些人，他们是前清官僚的后人、上海的没落贵族这个圈子的，例如李鸿章的后人。
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联系王亚樵杀了赵铁桥，蒋中才大怒，但没有什么证据，对王亚樵又没有办法。最后派宋子文对招商局查账，发现一些问题，正式通过法院，以擅自出卖国家土地（李国杰以码头为抵押，向银行借款）、虚报价款、欺蒙政府（这两条确有其事），判了李国杰八年徒刑。王亚樵还是念这个老乡情，让财迷有机会捞他一把。而李家的人通过王亚樵的关系，也来共济会走动，也向财迷“捐抗日款给抗五军”，数额也可以，要知道，这时李家只是个“瘦死的骆驼”了。于是，当年前宋子文来提福建事件的事时，才弥先生提了一句“听说李国杰在狱中身体不太好”，第二天，李国杰就被通知“你被才弥先生保外就医了”。
他这一放出来，也要到科辉医院住两天调理一下。他家里人更加是要到才弥先生这儿来感谢一下。“物以类聚”，李家与在上海的类似家族，如盛宣怀的后人、上海道台聂缉规的后代，也是有联系的、有亲戚关系的。他们的前辈是搞洋务的，当过官也有不少钱，在上海也有一些实业，如聂家的恒丰纱厂等。但他们与江浙一帮搞实业的生意人又不一样，在他们眼里，这帮实业家属于“暴发户”，没什么教养、没什么根底。
当年宋子文拼命追求盛家七小姐（宋当时被聘为盛四公子的英文秘书，见到七小姐后，主动要求当她的英文教师，随后又拼命追她），盛家以宋家的门户太低，一致反对！盛七小姐本人倒是对宋子文有意，但宋子文去广东给孙大总统姐夫帮忙后，遇上他人娶了，负了他南下前对盛七小姐的山盟海誓。
相对而言，这一个圈子的人当然更加看不上一些靠流氓手段上来的黄金荣、杜月笙之流了，而洪门龙头大哥才弥先生，最多比这些流氓排得高一点，算入江浙暴发户一类吧。
不过，他们的企业要做生意，要贷款、要运输，所以还是要与共济会打交道的。现在例如李国杰之类的事，也是要与才弥先生打交道的，几次接触下来，发现才弥先生他们与杜月笙他们确实不一样，特别是才弥先生本人，与他们想像中的帮会头子不一样。
才弥先生对各个民族企事业都蛮照顾，而不是像这个时候的有些风气，只照顾自己的同乡、关系户，打击不是自己圈子的人。只要华人已经有的企业，财迷就不再投资兴建，避免自相残杀（财迷对另一时空中，各地中国企业自己竞争压价非常不以为然，什么产品只要有几家中国企业生产，那就一定要把这产品压到没有利润为止！这本事可真是利害！）。共济会的运输、商业网点等，已经有垄断企业的样子，但从来不因此把利润率搞得太高，也不压制同类小企业。当然，在这些官僚后代看来，不特别照顾某一个地方的人，是因为共济会已经发展到了全国多数地方了。
这个松散的没落贵族圈子，内部也有争斗、有矛盾，但毕竟气味相投，通婚也往往在这个圈子内，在上海也形成了一个有势力的圈子。这帮官僚子弟中，不能说没有人希望傅仪再当皇帝，让他们家再兴起。但有这样想法的人绝对没有要我国富强进步的人多，特别是他们的第三代以后的年青人。
财迷与他们有接触后，发现这些人并不都是像李国杰这样，为了争资产、争权利就不择手段的。这些家庭中的子弟，以“华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为指导的最多，也有个别玩世不恭、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但这些家族的后人更多是在商业、实业、工程技术和艺术上有成就的。他们也学了一些家传的国学，也接受了一些国外的文化，家庭正在没落，但他们中觉得国家应该改革、应该进步的年青人不少。
这么说，他们也有些认同共济会的一些做法的，向抗五军捐款，也不完全是巴结共济会。在现在已经是抗五军老战士、九一八后到东北去的“上海青年抗日团”中，也有几个是这些家族的年青人。
奇怪的是，这个圈子里的很多人对当官并不是特别热衷的。例如聂家的家规就是让后人不许当官！而另一些家族至少也有什么不许加入任何帮派团体之类的家规。这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家族可都是靠当官起家的！因为这样，这些人与共济会的人挺熟了以后，仍旧不加入共济会，只能算是共济会的朋友吧。
而一些上海的实业家，对这个圈子的人又有点不以为然（你们挣钱的本事没我们大，还摆什么臭架子？），但在好多地方，比如生活方式等，却要去学这些人的样子。老上海独特的地方味道（海派？），受这个圈子的人的影响不小。一个地方风土人情的形成，总是与这个地方的历史、经济有关系的。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二章 傅仪称帝
◆字数：3222◆
冬天过去了，春天到来，东北的抗日义勇军的活动又开始多了起来。
现在，辽宁、吉林、黑龙江都说有十几万抗日义勇军，也经常有与日伪军的大小战斗。但报道战斗最多的是热河的抗战。
大家不知道热河有多少抗五军战士，但袭击鬼子最频繁、打死鬼子最多的是抗五军。
实际上在热河的抗五军还是只有六万人左右，最后在河北的抗五军一个师，虽然后勤补给已经到位，但是没有进入热河，而是穿上中央军的军装，算是五十五军最后保留的那个三十六师了。这长城南面给了他们一段防线，他们要守，这样也方便关内、关外的联系。现在大部队的行动，以及大队的军用物资运输，还是要从热河北面绕路，但是以小队的人员往来、少量的物资、民用物资等，都可以从长城直接进入热河了。一些商品，通过热河后，还进入东三省；而东三省的一些商品，也通过这条路线进入关内。抗五军、李际春的“抗日救国军”都从这些通商中得了点税，东北的百姓、各支抗日义勇军的一些经济，也因此好过一点。不过，日军用这个通道，进出一些间谍，也是正常的。不过，中央政府从来没对日军宣战过，东洋人现在要出入天津、上海等地，可是方便得很！
不过热河除了抗五军正规部队外，还有共济会民兵十多万人。热河的鬼子有七万来人，加上三万来伪军，集中驻守在承德、平泉和朝阳等热河与辽宁接近的城市，以及在这几个城市之间的交通线上设了几个据点；在开鲁驻扎的就有一万多人，是承德之外驻军最多的城市，原因很简单，这个城市有点孤立无援，周围都是抗日根据地、游击区。热河的中部和西北部，都在抗五军手里，抗五军的纵队司令部就放在了赤峰市。农村不用说，是抗五军的游击区，包括与辽宁接壤的地区。
说起来，在东北的日军现在一共四十多万，而在热河这么不大的省份，还只守卫半个省的情况下，有七万来人算是密度很高了。
但热河的南部地区是个打游击占的好地方，山区多，除承德附近外，人口密度比较小。所以现在这些日军据点还是常常受袭击，抗五军游击队把据点上站岗的人当靶子打。如果出据点去追打，人少了不行，很可能让抗五军打埋伏。可人多了，一般也得不到便宜：抗五军一下子就进了山，边打边走，依次掩护；到了夜里，又派几个人来用手榴弹袭击。
而日军学习抗五军的样子，开展的游击战，在我根据地军民有了警惕后，效果就差多了。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日军这种游击战应该叫做特种部队战或者特务作战才是。他们不光要带上弹药，还要带上粮食，才能深入到我根据地深处。时间不长后，粮食没了，要不就回据点，要不就去打老百姓，但后者容易暴露目标。加上他们的电台被我侦察到后，这种小股部队常被我军民包围歼灭。
在几股派出的“特别作战部队”被歼灭后（主要是他们的电台暴露了目标，不过日军自己还不知道），由于牺牲太大，日军已经不敢再进行这样的活动了。现在只有离他们自己据点不远的游击区，他们还敢派一点“特种部队”，与我军游击队对打。深入我根据地的事，只有派几个人的间谍式活动，其他的已经停止了。
这说明，长期的游击战争，得到当地民众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日军对我民众使用野蛮的手段，激起了民众的愤慨，民众警惕性也提高，组织起来，保卫乡村，主动为抗五军报告情况。鬼子连想要学土匪，以深山为窝点，都不行，让百姓发现了，就会报告共济会。这种间谍式的“游击战”，促进了热河根据地的民兵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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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天气的转暖，日军在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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