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 导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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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溲裕�务为华妙，以悦文人，相其文质，不出辞人说经之域，若丹徒庄忠棫、湘潭王辏г耍�又其次也。归命素王，以其言为无不包络，未来之事，如占蓍龟，瀛海之大，如观掌上；其说经也，略法今文，而不通其条贯，一字之近于译文者，以为重宝，使经典为图书符命，若井研廖平，又其次也。62　
且不论太炎对各人的评价，凡能入其法眼而能被提及者，不管是褒是贬，都是其人学术地位的体现。这些人中与今文学近者多，而所处地域则相当大部分在湖南、四川，精准地描述了清季学术的走向。可见章氏虽十分不喜晚清今文家，但观察学术脉络和走向仍相当平正，不以个人喜好为取舍（其个人观感多以评议中的痛下针砭来表现），颇有分寸。与他人论晚清“学术”者多见“思想”和“起而行”者的表现，实不可同日而语。　
　　基本上，经学背景愈深厚者所论愈近于章太炎的观察。刘师培论晚清学术也注意到今文学由湖南向四川的走向，惟所述人物不及章太炎周详。63　另一位比较能综合章、刘等汉学倾向和道咸“新学”倾向双方研究成绩的是侯外庐，他对晚清的处理也是重“思想”甚于“学术”。有意思的是，侯著在结构等方面颇近钱穆的《国学概论》和《近三百年学术史》，然其较多引用章太炎和梁启超，基本不提钱著。64　当然，侯著与钱著的相近，也可能因为两人俱无什么经学背景，所以常能无家派观念，然又皆偏重“义理”，有时甚或是从民国的趋新观念反观晚清，故章太炎注意到的“旧”学人物他们都视而不见。　
　　另一方面，也不能过分强调章、刘等与道咸“新学”一系的歧异之处，这两种看似不同甚或对立的取向在不少方面也有相通甚至共同之处。例如倒放电影的倾向，便是章、刘、梁、钱所共同的。他们多少都受到清季革命党观念的影响，对清初的理学名臣或视而不见、几乎不提，或极力贬斥。当然，这方面各人受影响的程度不同，相对而言，较年轻也明显尊崇宋学的钱穆对清初理学名臣的包容要超过上面三人。同时，道咸以降的学问大家，即使是宗“汉学”者，也都特别讲究“义理”。章太炎自己就说，“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不能不讲求小学；但更“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他也曾批评清儒治诸子“惟有训诂，未有明其义理”之不足。65　强调义理的重要在语言文字之上，并因此而高看诸子，这恐怕是以文字训诂见道的乾嘉汉学家很少想到的问题。66　
　　无论如何，在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没有被充分结合进学术史研究之前，我们对清代或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都有些偏颇。正因显带倾向性的梁、钱二著长期成为清代学术史的权威参考书，对这一时段学术的一些基本的看法不仅可能有偏向，且有些偏颇的看法已渐成流行的观念，甚至接近众皆认可的程度了。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当然不必回到清人“汉宋、今古”一类的藩篱之中，但把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则是非常必要的，也有利于后人在此基础上写出更具包容性的清代学术史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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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楼

　　上海古籍出版社体会学界之所需，请徐亮工先生整理出这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对研究这一时段学术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徐先生主治先秦史，因而对清代经学非常熟悉。据我所知，本书筹备选编已有数年，处理是相当审慎的。本书同时辑入邓实在《国粹学报》上论述清学的两文作为附录，甚有见地。盖邓实从简朝亮学，是朱次琦一脉，本所谓“调和汉宋”一线的学人。因乾嘉汉学的积威到晚清尚余波未息，一般“调和汉宋”者实多偏宋，朱氏在这方面尤其明显。然其学传到简朝亮已朝相反的倾向发展，钱穆就注意到，朱次琦“论学，在当时要为孤掌之鸣。从学有简朝亮最著，然似未能承其学，仍是乾嘉经学余绪耳”。67　这是相当准确的观察，故邓实虽属“调和汉宋”一脉，实则更偏于汉学。　
　　按照梁启超对“近三百年”的定义，上包括晚明而下进入民国，即将民初十多年也包括在内。而章、刘所论，均少及民国学术。本书附录另收入樊少泉（抗父）的《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一文，多少弥补了这一缺憾。68　樊氏一文发表于1922年，他是当时少数能兼顾新旧治学取向之成就者。其所论虽名为“旧学”，实际不仅述及王先谦等当时整理旧籍的新成绩和柯劭忞的《新元史》，更主要表彰了罗振玉和王国维在那时学术开新的面相。69　该文叙述的很多内容明显在“20世纪新史学”范围之内，而今人讲20世纪“新史学”却常忽略这些内容，更增加了本文在学术史上的参考价值。　
　　此外，胡适在整理国故时期也有好几篇与清代学术相关的论文，应该参考。还可以参考的，则是当年北大两位学生在1919年的见解，即傅斯年的《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和顾颉刚的《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70　后者虽然出版时间甚晚，也作于1919年。与胡适一样，两人都承认清代学术有接近科学的一面。傅先生更多是遵循旧体系而出新，尤其侧重清学的“文艺复兴”一面；顾先生则有较多体现时代风采的个人“裁断”，常跳出往昔的汉宋、今古等区分。两人都有些超出梁、钱二书也不同于章、刘之文的重要见解。　
　　傅斯年当年曾说：康有为和章太炎代表了清代学问的结束期，这一时期非常重要，“中国人的思想到了这时期，已经把‘孔子及真理’一条信条摇动了，已经临于绝境，必须有急转直下的趋向了；古文学今文学已经成就了精密的系统，不能有大体的增加了；又当西洋学问渐渐入中国，相逢之下，此消彼长的时机已熟了。所以这个时期竟可说是中国近代文化转移的枢纽。这个以前，是中国的学艺复兴时代；这个以后，便要是中国学艺的再造时代。”71　傅先生说此话已经过了八九十年，不论他所论是否确切，今人的确应该进入“中国学艺的再造时代”了。学术的再造只能走温故知新的路，本书便是温故的好帮手。全书集大家之言，定会成为这一领域长期持续的主要参考书。　
　　　
　　　
1　张继致《新潮》杂志，1919年4月29日，《新潮》，2卷2号（1919年12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366页。　
2　这是那一代人常思考的问题，如梁启超便曾说，“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1904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38页）。但他随后就更强调“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59页）。类似的思虑曾经缠绕着许多近代读书人，从“新民”到“新文化”再到“新生活”等的持续努力与此密切相关，此不赘。　
3　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个，他那时讲话写文章很爱使用的时代分段就是三百年，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中华书局，2006年，160…161页。　
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1924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1…364页（以下径引书名）。此书较好的版本是朱维铮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中所收者，惜亦增添了少许“现代”手民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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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我所用的是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重印本）；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有意思的对比是，当年讨论政治军事外交的则常用“近三十年”、“近百年”这样的时代分段，如上海太平洋书店在1930年便出版了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后扩充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和刘彦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当然，这只是就倾向而言，如稍后郭湛波便有《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后扩充为《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1…104页。　
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按《近世之学术》约25；000字，《清代学术概论》则已略超过55；000字。　
8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页。　
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页。　
10　梁启超早年在与人讨论时，似乎以为若写“哲学史”便当选择性地论述那些“完全”而“有条理”的思想，若讨论“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则必须述及所有“在其时代占势力”而“可以代表一时代一地方之思想者”，而不必计其优劣。则其论“思想”或更重其社会影响。参见梁启超：《〈周末学术余议〉识语》（1902年），《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夏晓虹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4…105页。　
11　李先生的原话是：“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真是覆盖了中国学术的方方面面，使我们看到学术史应当是怎样的规模。后来的一些书，包括大家熟悉的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便实际上是思想史，而且主要是哲学史了。站在今天的高度上，接续梁启超的学术史研究事业，是当前学术界应该承担的责任。”参见《怎样重写学术史（笔谈）》，《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10月3日，5版。　
12　我所用的是台北广文书局1983年3版。　
13　原名《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重庆三友书店1944…1945年初版；我所用的是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修订版，上下册。　
14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290…293页，引文在293页。　
15　参见黄宣民为其校订的侯外庐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撰写的《后记》，416…417页。　
16　陈祖武：《清代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340页。　
17　陈祖武、朱彤：《乾嘉学派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674…675页。本文所引部分为陈先生所写。　
18　关于民初以来对清代学术的研究，可参见黄克武：《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1期（1991年），140…154页。　
19　丘为君：《清代思想史〃研究典范〃的形成、特质与义涵》，《清华学报》（新竹）新4卷4期（1994年12月），451…494页。　
20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163页。　
21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遗书·观堂集林》卷2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26…27页。　
22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诗集四·学术》，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卷227，第4册，1005页。　
23　胡适的原话是“‘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参见胡适致钱玄同，1932年5月10日，引在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98页。　
24　现在也有学者认为经学中本无此区分，都是后人所造出。从纯“科学”分析的角度看，固然也可以就此探讨，但那样必先严格界定何为“经学”，然后据此定义以倒衡古人。若从史学眼光看，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有相当数量的学人有此看法，就是历史事实，不宜无视昔人实际认知的存在。　
2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蓉一版，下册，10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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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528页。　
27　这个问题所涉甚宽，只能另文展开讨论。一些初步的探讨，可参阅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02…375页。　
28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四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上册，89页。　
29　章太炎：《与人论〈朴学报〉书》（1906年），《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54页。　
30　参见本书所收的章太炎：《与吴检斋论清代学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