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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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城无处不飞花。遵义会议象春天一样给部队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巨大鼓舞。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获得了广大指战员热烈的欢迎。　
　　遵义会议之后，政治局委派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同时，还采取其他各种方法向部队指战员进行传达。在遵义红军总政治部驻地杨柳街天主堂召开了驻遵义的红军干部大会，毛泽东亲自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他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尖锐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提出了今后的战斗任务。他说：“我们再也不能象长征开始那样‘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了！”听完传达，那些从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时期就跟随毛泽东战斗的干部们喜泪盈眶，感到“党和红军得救了”，肖华在《长征组歌》中写道：“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这是当时部队热烈情绪的生动写照。　
　　遵义会议后的一天，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把被“左”倾领导者撤职审查关押在保卫局“招待所”的同志找在一起开会，向他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这些被错误处理的同志都非常喜悦而激动。第二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来和他们进行了谈话，“同志们，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前一段不仅没有错误，而且仗打得很好，很勇敢，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不仅给革命、给红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给你们这些同志带来了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党马上就要给你们分配新的工作，到了新的岗位，要更加努力，相信你们一定会做出好的成绩。”随后，原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被分配到军委干部团任总支书记，其他同志也先后分配了工作。一些被错误开除党籍的同志，经过审查，也恢复了党籍。他们沐浴着遵义会议的阳光雨露，珍重地保存着遵义会议文件，精神振奋地奔向新的工作岗位。　
　　在北线松坎警惕地保卫遵义会议召开的红四团，收到了红一军团发来的一份非常简短的电文：中央胜利地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等指挥红军。这一喜讯立即传遍全团，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信心倍增。　
　　在南线乌江边保卫遵义会议召开的红五军团三十七团，在乌江边的一个村子里正在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由党中央代表刘少奇和军团长董振堂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当刘少奇说“报告大家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党中央最近在遵义召开的会议已经胜利结束，毛主席又回来领导我们了”时，会场上顿时爆发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刘少奇继续说，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我们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这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带来的，是‘左，倾路线领导者排斥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又说：“现在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有了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以及二、六军团的胜利相配合，眼前的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中国革命是任何力量也消灭不了的。”　
　　当时军情紧急，遵义会议精神还用电报或个别告诉方法先向团以上干部打招呼。遵义会议后红军移师北上，1月29日，当红一军团第一师准备在猿猴渡口一渡赤水时，毛泽东派红军总司令部一参谋找来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卿、政治部主任谭政三人，和他们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遵义会议，他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他说：“一师及其他不少部队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部队的缩编问题。他说：“部队到扎西以后要进行缩编，准备把师改为团。你（李聚奎）这个师长就要当团长啦！你看行不看？”　
　　“行！没有问题！”李聚奎回答说。　
　　“对啊！应该没有问题，你就只有那几个兵嘛！名义上虽是一个师，实际上只是一个团。”毛泽东又问：“你们一师还有多少人？”“还有三千多人。”李聚奎答道。“三千多人编一个团又大多了一点，这个到时候根据情况再定吧！”（后来到扎西，一军团除把师直属队精简之外，其余编制未变）。　
　　这是红一师领导第一次听到遵义会议的情况，他们听了毛泽东的传达都非常高兴，印象特别深刻。李聚奎后来回忆说：“当我们听到这次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时，大家非常高兴。因为这个问题，是长征以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当时党心所向，军心所归。”①　
　　李聚奎等回到部队后，立即向师里其他干部作了传达，大家都十分高兴，一致表示要按毛泽东讲的办。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云南扎西地区以后，2月10日军委纵队召集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并提出了“现在我们要来打胜仗，消灭川滇黔军阀”的战斗任务。当天，大家集合在露天广场的一棵大树下，不顾细雨濛濛、寒风嗖嗖，仍然聚精会神地倾听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细心琢磨会议决议的伟大历史意义。会后，各单位分别向全体同志作了传达，1935年2月19日的《红星》报对此作了报道：“军委纵队党的干部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　
　　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李维汉没有参加遵义会议，地方工作部副部长凯丰参加了会议。遵义会议结束后，李维汉问凯丰会议有什么精神，凯丰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因此李维汉对会议精神不得而知。听了张闻天的传达，他才解开了迷团。后来他写道：“听了张闻天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解开了我思想上的许多疑团，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的一些错误，特别是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因此，我一听完传达，首先起来发言，表示完全拥护遵义会议的决议，同时不点名地批评了凯丰对遵义会议的错误态度。我发言后，凯丰自己站起来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这句话是他说的，表明了他的坦率态度，说明了他还是位好同志。”①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遵义大捷后，在遵义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庆祝遵义战役的伟大胜利。张闻天、周恩来在会上讲了话。大家一致热烈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异口同心地说：“还是毛主席来领导好，毛主席一指挥，就打胜仗！”“我们有了毛主席的领导，敌人就有钻不完的‘口袋’！”总之，遵义会议精神一经和广大指战员见面，部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增强了胜利信心，重新焕发了强大的战斗活力，重振了红军的军威。遵义会议决议也及时地传达到其他红军，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给在江西坚持斗争中央军区领导发去了几份电报。　
　　①《李聚奎回忆录》第133页。　
　　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54页。　
　　其中一份简要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说明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方面军高级将领参加，博古等负责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这次行动他们要负责，这是严重的错误，但不是政治路线的错误，毛泽东参加了书记处的工作，另一份电报是对中央军区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认为中央苏区还是有办法的，根据具体情况好好做。你们来的电报情绪是不好的，对局势的估计有消极的方面。希望你们努力，根据情况处理，主要是游击战争，搞大的中央苏区是不行了。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接到这几份电报后，中央军区的电报机于2月中旬毁坏了，从此隔绝了与党中央的联系。　
　　接到中央电报后，项英与陈毅发生了一场争论。项英说：过去的错误，不是政治上的错误。”陈毅则说：“我和你的看法不同。他们在遵义还不能提政治路线，提政治路线党要分裂的。只能提军事上错了，博古错了。让博古下台。这样全党在毛主席的路线下团结起来完成长征。这是个妥协。军事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错误能没有联系？中央主要是政治上的错误，政治上的错误导致了军事上的错误。”又说：“我就是相信毛主席一上台就有希望。毛主席这人懂得军事，五次‘围剿’你们把他搞掉了，反“围剿’也就垮台了。搞得没办法，只有把他再请出来。”项英批评说：“你是迷信个人。”陈毅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相信毛泽东，他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有威信，博古等人没威信。朱毛原来是小队伍，从很小的队伍带大。你们是半截插进来的，一来就打败仗，一直败到遵义，怎么会有威信？人家毛泽东很少的队伍打胜了，当然不简单。现在毛泽东出来了，有了毛泽东就有办法。他一出来，群众士气一振。我就有这个信心。”陈毅预言说，“以前是外行来领导。现在是内行来领导。内部团结了，几千人就有办法，不要说几万人，三年五年以后又是一个大苏区。”①实践证明，陈毅的看法是正确的，时间过了长他的预言就实现了。　
　　项英和陈毅对中央指示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领导中央军区实现了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向游击战争环境的转变，从而坚持了伟大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也及时向红二、六军团通报遵义会议决议，给予工作指示。1935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战略问题给二、六军团的指示》，分析了二、六军团周围的敌情和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并指出。　
　　“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　
　　①陈毅：《三年游击战争回忆》（上），《军史资料》1985年第4期。　
　　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　
　　“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部，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　
　　“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方针。”　
　　红二、六军团领导接到这一电报后，感到中央军委这次的提法和过去不一样，就打电报向中央询问。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向他们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的主要精神。红二、六军团领导接到这份电报后，立即把遵义会议精神向部队传达，并认真组织学习讨论。这两份电报，对红二、六军团的反“围剿”斗争和长征都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当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萧克回忆说：“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使我们改变了‘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为我二、六军团争取反‘围剿’的胜利定下了总方针。我们坚定地执行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采取了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从而引导我们继续取得胜利。”①　
　　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的《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中，也把遵义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通报了红四方面军，遵义会议决议全文则是在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才发到四方面军的。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在同红四方面军干部谈话时，都阐述了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在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上，张闻天明确提出遵义会议决议应在红四方面军党的支部中进行讨论。徐向前说：“遵义会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