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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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64年6月28日—7月1日《访问江西南昌老红军座谈会记录》，遵义会议纪念馆资料。　
　　②吕黎平：《青春的步履》第180页。——122——　
　　420公里，河道曲折蜿蜒，水流奔腾湍急。土城位于赤水河东岸，这一带河面窄处一二百米，宽处三四百米，水深十·余米。要在一夜之间在这条桀骛不驯的赤水河上架设能渡过三万多人的浮桥，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周恩来迅速召集各军团工兵连干部开会，下达架桥任务，规定完成任务时间，提出了严格要求，架设浮桥，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水流平稳，河面不宽，两岸有整齐的道路和阻敌尾追的有利地形；二是要有船只；三是要有木板、门板、竹杆和绳索等。周恩来命令各工兵连立即到赤水河上下游沿岸收集船只，收买架桥器材。各工兵连迅速行动，在当地居民的热情帮助下，很快收集到十几只帆船及其他架桥器材。周恩来亲自带领作战参谋和有经验的工兵干部到赤水河畔勘察架桥点。最后，选定在土城西南不远的一处河滩架设浮桥。　
　　工兵部队抓紧施工。他们把收集的十几只帆船，编排在河面上沉锚固定，然后用竹杆把各船连接、绑牢，再在上面铺上一块块门板、木板。拂晓前，架桥任务如期完成，一夜之间，一座能同时通过三路纵队的轻便浮桥果然出现在赤水河上，“一桥飞架东西，天堑变通途。”　
　　在工兵部队紧张架设浮桥的同时，朱总司令又指挥部队在浑溪渡口夺得了敌人的一座浮桥。　
　　这两座浮桥的架成和夺取，保证了中央纵队和左路纵队的及时顺利渡河。　
　　右路纵队红一军团前卫红五团二营在猿猴渡。经过激战，强渡成功，为右路纵队渡河打开了通路。　
　　陈云紧张细致地在进行工作，他带领卫生、供给部门的同志，奋不顾身地从阵地上把全部伤员抢运下来，逐个进行妥善安置；督促部队进行轻装，把笨重物资机器投入赤水河中。凌晨四时，任务全部完成。　
　　1月29日拂晓前，各路纵队开始西渡赤水河，晌午前，三万余红军全部渡到赤水河西岸。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所有架桥材料全部作价付款后，随即烧毁了浮桥，汹涌的赤水河，阻断了敌人的尾追。　
　　土城之战，川敌受到了沉重打击。毙伤敌一千余人，俘敌一部，粉碎了川敌妄图将红军“一网打尽”的恶毒计划。四川军阀刘湘以“迟滞不前”、“贻误戎机”力名，撤销了廖泽的模范师副师长兼第三路指挥职务，仅保留他旅长一职，要他“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土城之战，红军也受到较大损失，红一军团团政委赵云龙、红三军团团长欧阳盒不幸壮烈牺牲。　
　　毛泽东既是高瞻远瞩、振聋发喷的军事理论家，又是叱咤风云、善于总结经验的军事统帅。每次重大战斗战役之后，他总要对优点和缺点、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对于土城之战也是这样。后来在扎西（威信）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他说：“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大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又说：“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①　
　　毛泽东总结这三条教训，是非常深刻的。由于总结了土城之战的经验教训，就为以后三渡赤水打大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土城战斗进行中，毛泽东俯瞰战场风云，在危急情况下，镇定自若，应付裕如，胆略过人，当发现原来对敌情的判断与战场的实际不符时，果断提出改变计划，撤出战斗，渡过赤水，不与敌人死打硬拼，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毛泽东运用军事辩证法的锐利武器，善于从战场的实际出发，从不利的战局中寻找有利因素，变不利为有利，化被动为主动，转败为胜，灵活用兵的卓越指挥范例之一。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即进入了四川南部。四川军阀刘湘决定采取“北守南攻”的方针，即对红四方面军取守势，对立足未稳正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取攻势，在中央红军未人川境以前，就要把它堵住，并且一定要把这场战争推到省外去打。在他的命令下，“川南剿总”潘文华已将所部36个团，在长江南岸赤水、古蔺、叙永一带布防，严密封锁长江；并在宜宾至江津、宜宾至长江上游金沙江滩头的北岸，以及川南各县的要隘，赶筑了碉堡和工事，动员了民团和地方武装，全力拦阻中央红军北渡长江。　
　　中央红军在川南活动时，先后在三岔河、叙永城遭敌截击，而且援叙敌军不断增加，军委和毛泽东及时分析敌情，认为继续北上硬攻，正适合于敌人歼灭我军于长江以南的战略要求，因而毅然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云南省扎西地区前进。2月6日1时，朱德电令红一、三军团向扎西靠近，指出：“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即应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2月7日19时，军委电告各军团：“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红军各部主力先后到达滇东北扎西地区集结。2月9日，军委进攻扎西县城。　
　　红军突然改变方向进入扎西地区，大出敌人意外。蒋介石和川敌顿时失去目标，一时不明红军去向，不敢贸然动作，川敌潘文华2月9日电告所属各部：“刻下匪踪不甚明了。”严令各部“多派侦探侦察匪踪”，“并坚工严阵，勿稍勿延。”这样，使红军又赢得了一些休整时间。　
　　2月9日，中革军委在扎西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红军行动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总结了上城战斗的主要教训，分析了当前敌情，指出要用敌变我变的原则指导红军的行动，提出了中央红军当前应取的战略方针。他说：“我军的作战线是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的，这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应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去。转移到哪里去？转移到黔北去，为什么？因为我军的北上，已经造成了敌人的过失，那就是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都调到川甫一线来了，黔北比较空虚。我们应该利用敌人的过失，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去主动地消灭敌人。”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应是当前的战略方针。①毛泽东针对有的人存在的思想顾虑继续分析说：“我们来到三省交界的山顶上，把国民党军也带到山下来了，国民党军敢不敢上山？他们是不敢的，他们上山吃什么？他们一定要在山脚下等我们。这样，有人就担心，我们能不　
　　①吕黎平：《青春的步履》第181—182页。一126—　
　　①《红日照扎西光辉暖万代》，《云南日报》1977年9月17日。——128——　
　　能冲出去？其实，这是不必要的顾虑。山连山，他们那里守得住，我们只要一个晚上，就可以冲出去，出去了还不让敌人知道。因此，这就要轻装，要精简机构，充实连队。”①会议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作出了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实行机动作战，回师东进，重反黔北的决策，还决定整编机构，加强基层连队的工作。　
　　2月10日，军委在扎西发布了《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　
　　根据命令，各部队进行了缩编，除红一军团外，各军团均取消了师一级编制。红一军团编为两个师六个团；红三军团由三个师缩编成四个团，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各缩编成三个团，由军团部直接指挥。干部层层下放，充实基层战斗单位。这样就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整编中，还决定把笨重物资都精简掉，以提高部队的机动能力。长征初期，“左”倾领导者搞坛坛罐罐大搬家，既不利行军，又不利作战，把战斗部队变成了掩护队。虽然沿途进行过轻装，但仍不彻底。这次扎西整编，决心进一步轻装，笨重物资坚决甩掉。总卫生部有台德国造的爱克斯光机，是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作了极大努力才搞到手，并想方设法于1933年运往中央苏区的。这台机器为治疗红军指战员的伤病曾经建立了不朽功勋。王稼祥遭敌机轰炸臂部受伤，是这部机器为他拍了片子，使医生得以取出弹片。陈毅在第五次反“围剿”兴国战斗中受伤，住医院一个多月，因没有电爱克斯光机发挥不了作用，拍不成片子也就开不了刀。长征前夕，1934年10月9日，周恩来到医院探望陈毅，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派人去把电台的一架发电机抬到医院里来，把已经包装好准备随军长征的爱克斯光机也重新打开，马上发电拍片，看清了碎骨部位，当场给陈毅做了手术。医生们都把这台机器当作宝贝，长征以来一直抬着行军，从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一直抬到云南扎西。这次，这台机器也在精简之列。然而总卫生部长贺诚对这台机器感情深厚，说什么也舍不得把它丢下。毛泽东亲自抓轻装中的思想工作，他来到了贺诚面前，恳切他说：“将来全国解放了，还缺少爱克斯光机吗？蒋介石为我们准备好了，你去接管就是了。”经毛泽东耐心说服，贺诚才派医政局长陈志芳，忍痛把这台机器送到石坎杨家寨一户名叫杨保和的贫苦人家掩藏起来。　
　　扎西整编时，军委决定抽调红三军团六师政委徐策，干部团政治科长余泽鸿，原红八军团民运部长戴元怀等，组成中共川甫特委。另抽红军指战员200余人及留下的伤病员，于2月17日，在离扎西四五十里的石坎子，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后又组成川南游击纵队，人数最多时达一千余人。在川南地区积极活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长征。　
　　在扎西，红军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大力帮助群众做好事，因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广大青年踊跃参加红军，红军扩大了三千多名新战士。　
　　①《红军长征过云南》第8页。一129一　

二渡赤水　
　　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西进扎西的消息后，急忙调整战略部署，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主要负责“围剿”红二、六军团，而以部分兵力参加对中央红军的“追剿”；任命云南军阀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靖公署主任，专门对付中央红军；以甘肃军阀朱绍良为第三路军总司令，陕军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负责对付红二十五军和红四方面军。　
　　蒋介石对第二路军的作战序列也重新作了划分：以嫡系吴奇伟部为第一纵队，周浑元部为第二纵队，滇军孙渡部为第三纵队，黔军王家烈部为第四纵队，湘军李云杰部为第五纵队，川军郭勋棋部为第六纵队，湘军李锡珩部为第七纵队。蒋介石的企图是：将中央红军包围和压迫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聚而歼之。”　
　　蒋介石追剿长征红军，怀有一箭双雕的目的：既要剿灭红军，又要排除异己。1934年12月，蒋介石在南昌对他的心腹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力政，共军人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地方军阀对蒋介石这一手是有警惕的。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即将进入贵州时，蒋介石电令云南省主席兼“讨逆军”第十路军总指挥龙云出兵防堵。当时第十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孙渡向龙云建议说：“蒋介石这次追堵共军，实怀有一箭双雕的野心，不仅想消灭共军，而且还想乘便消灭地方武装。因此，我们只有遵照蒋的命令出兵，使他以后无所借口，如果共军进入云南，则中央军必跟踪而来，那就会使云南政局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因此，我们防堵共军，还是以出兵贵州为上策。在井军未进入云南以前，应尽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