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下的毛泽东-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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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曾文正”（见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其所特为赞服的正是曾氏所标举的“实事求是”精神。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著名报告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他的讲话继承了“事即物”“是即理”的传统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实事求是”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使这一命题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风与思想路线。　
　　在对“实事求是”作过马克思主义的崭新论证以后，1942年，毛泽东为中央党校作了“实事求是”的题词，1945年又为党的“七大”纪念册作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题词。由于毛泽东的科学阐释与大力倡导，经过延安整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终于在全党范围内得到确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如果说，清代诸儒的“经世致用”之学，是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一种反动。那末，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则是在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一种反动。　
　　在学术思想史上，有些原来在旧体系中显得很平常的命题，在经过新思想家的切磋琢磨与改造制作以后，可以焕发出耀目的光彩。“实事求是”这个古老命题，一经妙手点化，就对整个毛泽东思想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把一条龙给点活了。这是批判继承的优秀典范。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说法，就是在认同和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创造性的转化。　

十一　兵家韬略　
　　毛泽东独具特色的军事辩证法理论，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总结长期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他对前代兵家韬略作了认真的钻研、继承与转化。　
　　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学生时代，直到“长缨在手缚苍龙”的战争岁月，他从自发到自觉地钻研与继承前代兵家韬略，大体上有四条渠道：其一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以战争为题材的通俗小说；其二是反映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经验的《曾国藩家书》、《曾胡治兵语录》；其三是《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史鉴；其四是中国兵家宝典《孙子兵法》。这里所要着重探讨的问题是，他如何将前代兵家韬略与自己的革命战争经验冶为一炉，并创造性地转化为戛戛独造的军事辩证法理论。这一理论体大思精，兹仅就其继承关系着眼，举要作四点说明：　
　　（一）灵活的作战形式　
　　同许多前代农民战争一样，毛泽东以游击战起家，但他更善于根据战争实力的变化，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种作战形式，灵活地加以运用。　
　　首创井冈山根据地时，幼小的红军处于白军的四面包围之中。1928　年，毛泽东就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提出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口诀当然是从实际斗争中摸索出来的，但也的确融汇了前代农民战争的艰苦经验。　
　　井冈山上以前有个朱老聋子（朱孔阳），长期占山为王。其对付官军的口诀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和朱德都了解并介绍过朱老聋先领他兜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有缴获。”（韩伟《毛委员教导我们用兵作战》）　
　　曾国藩在《家书》中描述过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顽钝诡诈，揉来揉去，若生手遇之，或有破绽可伺，则彼乘隙而入，”《家书》还谈到捻军作战的特点：“此贼故智，有时疾驰狂奔，日行百余里，连数日不少停歇；有时盘于百余里之内，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曰：‘多打几个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所谓“贼中相传秘诀”云云，实即太平军与捻军的谋略。毛泽东早年就研读过曾氏《家书》，十分留意湘军与太平军、捻军的作战经验。待到他亲自带兵打仗时，这些经验自然都成了他制定战略战术的参照系。　
　　毛泽东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总结打游击战的经验，除了“十六字诀”以外，还提到：“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所谓打圈子政策，正是前代农民战争的传统。　
　　1930年，红军根据地由井冈山转移到赣南、闽西，队伍和领土都扩大了。从变化了的情况出发，红军在作战形式上，转而以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之战是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里程碑。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曾说这次战役采用了太平军“五瓣莲花抄尾阵”的打法。其兵力部署是：“前面一支先扎定”；左右两支兵钳住敌人；另外一支兵迂回敌后，这就叫抄尾。还有一支预备队，准备随时接应。（见郭化苦：《远谋自有深韬略》）这次运动战迅速全歼包围圈内的敌人，活捉敌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战果十分辉煌。以后的第二次至第四次反“围剿”，都采用了这种运动战的作战形式。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认为抗日的持久战将经历三阶段：“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上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上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后来八年抗战的实践证明他的论断不愧为科学的预见。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战争实力已大大增强。因此，毛泽东提倡大规模的运动战，结合开展阵地战，逐步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但是，各个阶段与各个战场上的情况不完全相同，这就决定着战略和战术的殊性。如1947年3月我军撤出延安前后，东北和华北我军正以大规模运动战的方式，开始战略性的反攻。但西北战场却继续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和带游击性的“蘑菇”战术。毛泽东在《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中写道：“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方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人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这里所讲的“蘑菇”战术，同太平军的“揉来揉去”、捻军的“如蚁旋磨”、朱老聋子的“只要会打圈”的打法很相似。　
　　孙子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奇者，指多变的作战形式。正者，指阵地战的正规作战形式。毛泽东吸取了“奇正相生”的策略思想，并在革命战争的条件下，使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种作战形式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其指挥艺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二）积极防御战略　
　　历来兵家或主攻，或主防。毛泽东在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下，一贯强调要正确处理攻防关系，并创造性地提出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成为其军事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核心。　
　　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进攻是消灭敌人的手段，防御则是为了保存自己。自来兵家所采取的战略虽各有不同的特点，但究其基本类型，不外进攻性战略与防御性战略两种。普鲁士参谋总长毛奇及其继任者施利芬提出的闪击战理论，是进攻性战略的典型，而《孙子兵法》则颇称述防御性战略，其言曰：“避其锐气，击其隋归。”“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近代湘军主帅曾国藩与胡林翼则把防御和进攻比譬为主客关系。蔡锷在《曾胡治兵语录》中解释道：“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谓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他们都对防御性战略予以积极评价。　
　　毛泽东重视古代兵法。对曾国藩的《家书》及其《治兵语录》，更是烂熟于胸。不过，毛泽东之所以采取防御性战略，主要还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需要与可能出发。正如他后来所概括的：“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规定了战争的持久。”以上特点，正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但从主观上认清这些特点并形成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则有一个过程。井冈山时期，红军队伍弱小，武器装备简陋，不断遭到“进剿”“会剿”。在此种处境下，红军时刻要考虑如何防御敌人的进攻，但也不能放过任何可能进攻敌人的机会。“十六字诀”应时提出，表明游击战的战术日臻成熟，同时，还须着眼其发展，“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这就表明，它实质上已为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奠定了基础。　
　　为了打破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与朱德于1929年初率部进军赣南、闽西。1930年扩编为红一方面军，具备了在较长的战线上和较大的战区内打运动战的条件，蒋介石视红军为心腹之患，决心向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毛泽东分析当时的形势，创造性地提出了“撒开两手，诱敌深入”的方针，将我主力撤退到赣江以东，敌主力诱至永丰县的龙冈峡谷，然后集中兵力，迅速合围歼敌，夺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由“十六字诀”到“诱敌深入”方针的提出，从作战方式看，是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推移。从战略高度来看，则标志着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基本形成。此后，蒋介石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毛泽东都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破敌。特别是第三次，一开始几乎全部放弃了中央根据地，但却在运动中创造了大量歼敌的机会，终于以“后发制人”而获胜。为了贯彻“诱敌深入”的方针，毛泽东多次用“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成语（此语源出《老子》、《韩非子》、《孙子》诸书）来说明暂时丧失土地与大量歼灭敌人的关系。无奈“左”倾教条主义者置若罔闻。当他们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时，坚持“不丧失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却招致了人地两失的惨重失败。　
　　红军经过极度艰苦的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为了阐明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广泛征引我国古代的战例。他首先讲述了《水浒传》中“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生动地阐明退却与进略高度加以概括道，“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他剖析“曹刿论战”的内容，揭示了三条经验：即：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论析层层深入，突出了积极防御的意义。接着，他又联类而及历史上的许多战例“中国战史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由此可见，他创导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的确是厚积而薄发，建立在深刻地钻研中国古代战史战例的基础之上。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讲演《论持久战》，再一次回顾了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又加上晋楚城膜之战、韩信破赵之战两例。并着重指出：这些战役“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反复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