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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下的毛泽东-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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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两条批语联系起来,可以明显地看出,青年毛泽东肯定人生是肉体与灵魂的团聚。这种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有思想渊源的。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张载说:“气于人,生而不离,死而游散者谓魂。”他们都认为气是生命的本质,气聚则生,气散则死。青年毛泽东继承了“聚散”之说,但并不主张“气”一元论,而是认定精神与物质“共存”,带有二元论的色彩。 
  毛泽东在《批语》中还写道:“即宇宙亦终古在同状之中,并无创作之力。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既不灭何有生乎?”这就表明,他肯定世界上有物质与精神两种本原,后来他说自己早年曾经信奉过康德的心物二元论,就是指的这种观点。 
  二元论的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青年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倾向主要表现于自然观方面。在他看来,自然界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这种唯物主义倾向,在1917年所写的《研究》一文中有更充分的表述:“夫知识之事,认识世界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这就是说,我们的感觉活动有赖于感觉器官,思维活动有赖于人的大脑。无疑的,这些都是清醒的唯物主义的认识。 
  然而,由于毛泽东当时并不是一个自觉的唯物主义者,因此,即令在体育问题上,他也还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在论及体育与智育、德育的关系时,他说:“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这种比拟在中国哲学史上早就出现过。王夫之说:“车者形也,所载者神也。”人们一向认为,这种论点具有唯物主义倾向,这是不容否定的。但是,如果加以过细推敲,就不难看出,从这种比拟中还可能引出唯心主义的结论。试想,如果人的身体只是负载精神活动的某种容器,那末,精神难道不可以离开这种容器而进行单独的活动吗?事实上,青年毛泽东正是抱有这种看法。1916年他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这就是说,人的肉体停止活动以后,灵魂可以继续进行独立的活动。青年毛泽东的这种观点,与康德的二元论哲学有关。20世纪初,康德哲学在我国风行一时。严复,梁启超、章炳麟、王国维、蔡元培等,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来接受和传播康德哲学。严复具有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在认识论方面,他接受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对陆王“心学”进行过尖锐的批判。但他又以康德的先验哲学为不可知的。梁启超宣扬康德的先验哲学,尤其不遗余力。他在《近世第一哲学家康德之学说》中认为,人的生命有两种:一是肉体生命,属于现象界,受必然法则支配;一是本质生命,即“真我”或灵魂,它超越于时间和空间之外,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在《新民说》中,他进一步将宋明理学与康德的先验论相比附,谓“阳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其学说之基础全同。”毛泽东多次谈到他青年时代曾经信奉过康德哲学。由于当时还没有人原原本本地翻译介绍过康德的原著,他所看到的主要是一些新康德主义的杂拌(如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伦理学史》)以及梁启超等人提供的第二手第三手材料。 
  毛泽东在1917年研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所作的《批语》中写道:“宇宙间非仅有人生一世界,人生以外之世界必尚有各种焉。吾人于此人生之世界已种种经验之,正应脱离此世界而到别种世界去经验。”在这里,他也是把人生理解为五官肉体与心灵活动的复合。人死时,灵魂就会离开肉体“到别种世界去经验”。《批语》还写道:“人由生之界忽然而入死之界,其变化可谓绝巨,然苟其变化之后,尚可知其归宿之何似,则亦不至起甚大之畏惧。今乃死后之事毫不可知,宇宙茫茫,挽驾何所,此真足以动人生之悲痛者也。”他仍然深信灵魂是不死的,所憾者不知其归宿。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所指出的,这种灵魂不死的观点是一种最古老的唯心主义形式。在中国哲学史上,包括张载、王夫之等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都还不能完全摆脱这种传统观念。毛泽东正是接受了他们的影响,而又把这种观念纳入二元论的轨道。 
  毛泽东《研究》一文的思想主流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但一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和触及哲学的根本问题,其唯心主义倾向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主要是由于在世界观方面,长期以来,老师们所口授心传和他自己所耳濡目染的,主要还是孔、孟、程、朱、陆、玉以及新康德派、新黑格尔派的哲学思想。它们在青年毛泽东的头脑中产生着错综复杂的影响。 
  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讲《伦理学大要及本国道德之特色》,采用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作教本。但是,他“所讲不限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 页)在中西两个渊源中,仍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而宋明理学尤为杨昌济所推崇。 
  毛泽东是杨昌济最得意的门生,自然会受到杨的熏陶。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与蔡和森、张昆弟等经常讨论宋明理学,研读过《近思录》、《朱子语类》、《小学》等书,对朱熹和王守仁十分佩服。在与黎锦熙、萧子■通信时,他多次征引朱熹语录。当他游览朱熹讲学遗址时,还情不自禁地发出过“千载德犹馨”的赞语。(见罗章龙:《亢斋汗话》,刊长沙《湘江文艺》1980年2期) 
  朱熹提出世界的本原是“太极”之理。他认为抓住了这个“理”,就是抓住了“大本”。“大本不立,小规不正,刮落枝叶,栽培根本。”杨昌济服膺朱熹哲学,也强调要抓住“大本”,不过,他不把这个“大本”称为“太极”,而称之为“大原则”:“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 
  (三)相信“理具于心” 
  及生死问题时,提出了“精神不灭、物质不灭”的命题,认为精神和物质,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这就是说,精神与物质共处于统一体中,两者有一个“共存”的基础。 
  然而,物质与精神“共存”的基础,世界的终极本源究竟是什么呢?青年毛泽东说:“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这就宣告了精神是世界的本体或本源。《第三札》写道:“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正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或朱熹的“理”一样,“宇宙之真理”是某种既不依赖于自然界,也不依赖于任何人的独立的精神本原,它是全部现实世界的灵魂,自然、社会以及思维领域的各种现象都不过是这种“宇宙之真理”的表现而已。由此可见,青年毛泽东虽然从梁启超和泡尔生等人那里接受了康德的某些影响,并自认为是心物二元论者,但他断言精神性的“宇宙之真理”是世界的本原,这却是按照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对哲学基本问题所作的回答。 
  在时间与空间的问题上,青年毛泽东也接受了康德的影响。梁启超介绍康德的时空观说:“空间时间二者,皆吾智慧中所假定,非物本有故”,“道德之性质,不生不灭。而非被限被缚于空劫之间者也。无过去无未来,而常现在者也。”(梁启超:《近世第一大哲学家康德之学说》)泡尔生祖述康德的观点说:“当如康德之说,时间者非现实存在之形式,而吾人感官直觉之形式也。”(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27 年版,第192页)在《批语》中,毛泽东承袭他们表述的这种观点,而又融合谭嗣同的时空观,加以发挥:“余意以为生死问题乃时间问题,成毁问题乃空间问题,世界上有成毁无生死,有空间无时间。”他从根本上否认时间的客观性,混淆生死的界限,并进而引申出“既无现在,亦无过去,又无未来,身体精神两俱不灭”的奇特结论。 
  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都把“理”作为宇宙的本原。所不同的是客观唯心主义主张“理”在心外,而主观唯心主义主张心就是“理”。当青年毛泽东认定“本源”是“宇宙之真理”时,他的立脚点是客观唯心主义;而当他进入认识论领域(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对,却说“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作为认识对象的“宇宙之真理”被移置到心中来了,客观唯心主义便由此而转化为主观唯心主义。 
  在《批语》中,这种变化也有反映:“人类者与本体有直接关系,而为其一部分;人类之意识亦即与本体之意识相贯通,本体或名之曰神。”所谓“本体之意识”,即“宇宙之真理”;“人类之意识”,即具于人心的“宇宙之真理”。前者是“大本大源”,后者是它的“发显”或表现形式。由于两者是互相贯通的,所以他又说:“我即实在,实在即我,我有意识者也,即实在有意识者也。”他把心外的“理”(实在、本体、神)和心中的“理”融为一体了。“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从我与实在(本体、神、理)相贯通的观点出发,他进一步断定人和物都不能离开我而存在,即客观不能离开主观而存在。这当然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在本质与现象问题上,毛泽东的这种唯心主义观点也有很明显的表述。《批语》写道:“事实本无区别,而概念有区别,以为便利言语记忆计也。”“凡宇宙一切之差别,皆不过其发显之方面不同,与吾人观察及适应之方面有异而已,其本质只一个。”既然客观事物本质相同,为什么会表现为现象上的千差万别?“形状也如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恶、 
  别相构成之,”所谓“差别相”,即表象的意思。康德认为“物自体”是客观存在的,但它是一种无定型、无秩序、无规律、无特征的抽象存在。《批语》所谓“其本质只一个”,也就是这样一种抽象存在。“物自体”的抽象存在永远不能为人们所认识,但它能对人心起到某种激发作用。人们在物自体的激发下,运用先天所固有的主观直觉形式、知性范畴等,进行分析与综合,在头脑中构成表象,即《批语》所谓差别相。在另一段《批语》中,毛泽东说:“差别之所以生,生于有界限。”界限的实质是什么呢?按照康德的说法,“物自体”作为认识的对象,有本质与现象两个方面:本质属于超经验的彼岸世界,是不可认识的;现象世界属于此岸,是可以认识的。《批语》的另一段说:“为界域生活之人类其思想有限,其能力有限,其活动有限。”一连三个“有限”,都类似于康德所规定的认识界限。 
  这种唯心主义观点还鲜明地表现在知行关系上。《批语》写道:“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当时他从唯心主义先验论出发,基本上赞同“知先行后”,同中国哲学史上朱高的观点十分接近。他强调一个人要确立信仰和志向时,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求得“真知”。为此,他决心以全副精力“向大本大源探讨”。以为“探讨既得”,就可“权此以对付百纷”,解决一切矛盾。舍此莫由,则势必陷于盲目。他认为,如果没有“真知”,没有探得宇宙之“大本大源”,即令自己确定了某种求真求美之志向,也不过是“盲从之志”,而非“真志”;发为某种行为,诸如“守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种种之德”也“无非盲目的动作”。 
  青年毛泽东还接受陆、王影响,特别强调主体实践(道德行为)的能动性。《讲堂录》记下了“激厉奋迅,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的象山语录。《批语》极口称颂“主观之道德律”和“精神之个人主义”。《第三札》突出地强调主观立志,都是把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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