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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兴衰-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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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是战争给予欧洲“金融革命”以最大、最持久的推动。如果说费利普二世时期和拿破仑时期财政负担只是程度上的差别的话，那么这种差别也是相当可观的。在16世纪打一场战争只要几百万英镑，到了17世纪末，打一场战争要几千万英镑；而在拿破仑战争末期，主要交战国的开支有时一年就达上亿英镑。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大国间这些旷日持久、此起彼伏的冲突对西方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是否利大于弊，这是永远也不可能满意地加以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取决于你是否以长期战争前后的相对繁荣和实力作参照，竭力估算出一个国家的绝对增长。有一点很清楚，即使在18世纪中称得上最繁荣、最“现代化”的国家，全靠其平时的正常收入也不够支付它在这个时期所进行的战争。事情远未到此为止，大幅度地提高税收，即使有现成的机构去征收，也很可能触发国内的动乱。这正是所有政权都为之提心吊胆的事情，特别是在同时面临外国挑战者的时候。
其结果是，各国政府为战争筹措足够资金的唯一办法就是借款，即通过出售债券和官制，或者更好的办法是向那些借钱给国家的人出售偿本付息、可以流通的长期公债券。有了资金来源的保障之后，官员们就有能力支付军火商、供应给养的商人、造船主以及军队的官兵们。从许多方面来说，这种一边大量借钱，一边大量花钱的双向体制就像是一个风箱，给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民族国家本身的发展吹风打气。
不论对后世的人来说这是多么自然的事情，还是有必要强调这个体制的成功仰仗的两个关键因素：足够有效的筹措贷款的机构；在金融市场上维持政府的“信誉”。在这两个方面，联合省都做得很出色。这倒没什么奇怪的，荷兰的商人们是政府的组成部分，他们希望像管理一家联合股份公司一样，用同样不打折扣的财政原理来管理国家。因而为政府开支定期地高效率征收赋税的荷兰三级议会，能够将利率定得很低，从而降低偿债额，这是很恰当的。这一体制被阿姆斯特丹城的金融活动极大地加强了，它很快就使联合省获得了清算债券、贴现和提供贷款的国际声誉。这就自然而然地造成了一种格局和一种气氛，在这种格局内有固定利息的长期国家贷款便被视为家常便饭一类的事情。阿姆斯特丹成功地成为荷兰剩余资本的中心，不久它就可以向外国的公司投资了，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向外国政府认购各式各样的债券，特别是在战争期间。
这里没有必要研究这些活动对联合省经济的影响，虽然那是明摆着的。如果首先没有一个繁荣的商业和生产基础作为支柱，阿姆斯特丹就不会成为大陆的金融中心。此外，应该看到远期的影响也许是不利的，因为源源不断的政府贷款的收益使联合省的经济越来越脱离生产性经济而变成一种高利贷式的经济。它的银行家们不大情愿冒风险将资金投入18世纪末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项目。轻易即可筹借贷款最终使荷兰政府背上巨大的债务包袱，而靠消费税来偿付又使其工资和物价上涨，结果使荷兰商品失去竞争力。
对我们所讨论的目的更为重要的，倒是荷兰在认购外国政府债券时，对他们顾客的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满不在乎，更关心的倒是它们财政上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因此，可以把荷兰给俄国、西班牙、奥地利、波兰和瑞典等欧洲列国所定的贷款条件视为一种尺度，用它来评定各国经济潜力、它们给银行家们提供的抵押、它们偿付利息和贴水的记录、最后是它们在群雄混战中取胜的前景。这样，波兰政府债券在18世纪末的暴跌，以及与之相反的奥地利几十年来常被忽视的非同一般的资信能力，就反映出这些国家不同的耐久力。
但是，财政实力和强权政治之间这种至关重要的关系的典型例子，要算这一时期两个最大的冤家对头英国和法国。由于他们之间冲突的结局影响着整个欧洲的均势，所以值得对他们的经历进行深入的探讨。有一种观点认为，18世纪的大不列颠显示了坚强和势不可摧的商业与工业力量的增长，显示出不可动摇的财政信誉以及一个可变的、向上流动的社会结构，与之比较起来，旧制度的法国则是建立在穷兵黩武、经济落后和等级制度森严的一盘散沙之上，这种陈旧的观点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在某些方面，法国赋税制度比起英国来，税率递减不那么严重。另一方面，尽管它在一些重要项目上落后，如煤的蕴藏量十分有限，但18世纪时法国的经济仍呈现出向工业革命“起飞”的现象。它的军火生产是十分可观的，它还拥有许多熟练工匠和一些引人注目的企业家。比起它的海岛邻国来，它有更多的人口和更大规模的农业，因而更富足。法国政府的收入和军队的数量使任何一个西欧对手都相形见绌。同威斯敏斯特的政党政治相比，其统治经济制度似乎赋予其更大的凝聚力和可预见性。因此，18世纪的英国人在注视海峡对岸时，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相对劣势而不是实力。
尽管如此，英国体制在财政领域还是拥有关键的优势。这在战时增强了它的国力，在平时加强了它政治的稳定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不错，虽然它总的赋税制度比法国来说税率递减得更大，这就是说更加依赖于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但由于这种独一无二的特色似乎使公众对它的不满不那么强烈。比如说，在英国没有法国那样大批的包税人、收税官和其他中间人。英国的许多税是“无形的”（对几种基本产品的消费税），或看上去只损害外国人的利益（关税）。它国内没有通行税。法国的商人们对国内的通行税深恶痛绝，它阻碍了国内商业的发展。英国的土地税在18世纪是主要的直接税，不允许有特殊的豁免，同时对社会的大部分人来说也是“无形的”。这些不同形式的捐税由选举出来的议会加以讨论，然后授权征收。尽管议会有种种缺陷，看来还是要比法国的旧制度更具有代表性。早在1700年前英国的人均收入就已高出法国，当注意到这一要点时，这个岛国的居民情愿并且能够相应地多交纳一些捐税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后，虽然很难用统计数字来证明，人们却可以论证英国较轻的直接税负担不仅增加了社会中小康人家的储蓄倾向（这样在平时就积累起投资的资金），而且也为战时积聚了可征税的大量财富，战时英国就开征了更高额的土地税和在1799年开征直接税，以应付国家紧急需要。这样，到了拿破仑战争时期，尽管人口还不到法国的一半，英国每年从赋税筹集的收入第一次超过了比它大的邻国。
然而，不论上述成就是多么了不起，其重要性比起英法两国在公共信贷制度上更重大的差别来，也就黯然失色了。事实上，在18世纪绝大部分战争时期，在为额外的战争开支所另外筹措的款项中，几乎有3/4来自借款。英国在这方面比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更占有决定性的优势。首先是体制性结构的演进容许高效率地筹措到长期贷款，而同时负责定期偿付由此产生的债款利息（及本金）。1694年创建的英格兰银行（最初作为战争中的应急措施）和稍后对国债的调整，以及债券交易的兴旺和“乡村银行”的发展，这两个方面为政府和商人获得资金开辟了财源。在一个硬币匮乏的时代，形形色色纸币的发行在没有引发通货膨胀和导致信誉下降的情况下，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但是，如果国家的证券没有历届议会及其征收附加税的权力作担保；如果没有从沃尔波尔到小皮特的历届政府殚精竭虑使银行家们和公众相信他们毫无例外地也是按照金融准则行事，是“节俭”的政府；如果没有商业和工业的持续发展和在某些方面突飞猛进的发展提供了关税和消费税收入的同步增长的话，那么这场“金融革命”就很难成功。只要皇家海军保护着英国的海外贸易并扼制住敌人，即使战争也未能阻止这种增长。英国的“信誉”就是建立在这种牢固的基础上的，尽管有早期的动荡，政治上遭到激烈的反对，以及近乎金融灾难的1720年“南海泡沫”的破产。英国的历史学家们曾评论道，“尽管在处理英国公共财政时弊病百出，但是在该世纪后一段时期，英国比起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来说，都更加守信誉，更加有效率。”
其结果不仅令利率稳步下降，［2］而且使英国政府债券对外国投资者，特别是对荷兰人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吸引力。在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上进行定期的英国政府债券交易，成为联系英荷两国贸易和金融关系的重要部分，并对两国的经济都带来巨大影响。在“强权政治”的条件下，它的价值在于：尽管反对法国的盟国荷兰已变成左右为难的中立国，联合省的资金却能屡次为英国进行战争输血打气。值得注意的是，北美独立战争是英国陆军、海军、外交和贸易的弱点都暴露无遗的一次冲突，因而它的资信能力降到了谷底。只有在这次战争时期，荷兰资金的流入才趋于枯竭，即使伦敦准备提供更高的利率也无济于事了。可是到了1780年，当荷兰加入法国一方对英作战时，英国政府发现它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国内可供使用的资金与往昔大不相同，国内投资者几乎可以完全提供它所需要的借款了。
英国举借战债能力的绝对数额及其最终成绩可归纳为表2：
表2。英国战争时期的支出和收入（1688—1875年）
（单位：英镑）
这些数字的战略意义在于英国能够“把大大超过其税务收入的钱财用于战争，这样一来它就把具有决定性优势的舰只和兵力投入同法国及其同盟国的战争，而没有这种优势，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会付诸东流”。尽管许多英国评论家在整个18世纪一提到英国债务的庞大数额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就谈虎色变，但事实上（用主教柏克利的话来说）信贷是“英国对法国的首要优势”。最后，国家支出的猛烈增长，特别是海军部订货造成的对生铁、木材、布匹和其他物资的巨大而持续的需求，造成一个“反馈环”，促进了英国的工业生产，刺激了技术上一系列的突破。这又使英国增加了一项对法国的优势。
为什么法国未能效法英国的这些习惯做法，现在看来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法国没有一个合适的公共财政体系。从中世纪以来，法兰西王国的财政活动被一小撮人所“把持”，被地方政府、僧侣、地方显贵以及越来越多的包税人把持。他们为国王征收捐税，督办王室专卖，作为回报，他们从中获得一部分收益，并同时以很高的利率贷款给法国政府，从中获得预期的收入。在这种制度下，不仅征收烟草税和盐税的包税商贪污受贿，就是那些征收人头税之类直接税的教区收税员、地方收税官和地区收税官也都是假公济私。他们每一个人在将钱交给上一级机关之前，都截留下自己的“折扣”，每个人还获取当初为购买官职所付代价的5％的利息。更有许多高官显贵被控告在将其征收的钱款上交王室财库前，直接将一部分钱付给政府承包商或作为他们的佣金。这些人也向国王放款取利。
这样一个松散、随意凑合的机构从骨子里就是腐败的，纳税人的许多钱财结果都落入私人的腰包。有时，特别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也发起对这些理财的人进行一番清查，致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支付“赔偿”或接受低一些的利率，但这样的举动仅仅是姿态而已。一位历史学家争辩道，“真正的病根在于这个制度本身。”这种低效率的第二个后果是，至少到18世纪70年代内克改革之前，法国人都没有一个全国性账目核算的总体意识，没有支出与收入的年度账目，对财政赤字也认为无关紧要。只要能为其军队和宫廷的眼前急需搞到钱，国债的步步上升对国王来说是无足轻重的。
尽管早先的斯图亚特王朝也表现出与此类似的漫不经心，但到18世纪前英国就实行了一套由议会控制国家财政的体系，使英国在争霸斗争中占有很大优势。英国政府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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