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青春付给了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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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秋咋停机了？
没有啊。沈小琴问：你找她干吗？
我依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再次顺口说道：我有个表弟，想跟她学播音。
沈小琴哦了一声，然后告诉我一串号码，最后问我：你在家干吗呢？
没事。我挂了电话，赶紧把这串号码存上，接着拨打，电话通了。
你那个号怎么停机了？
没有啊。秋秋听出来我的声音：我就这一个号啊。
我把手机调到免提状态，然后调出画家朋友那天发给我的那个号，质问秋秋。
这是沈小琴的号。秋秋笑了，通过免提传出来，声音很大。
幸亏是打电话，她看不到我的脸已经红了。
你找我干吗？秋秋不愧和沈小琴是闺蜜，连问的话都一样。
想你了。我厚起脸皮，说道。
至于吗？秋秋说。
没办法，我也恨我自己，原本已成为一个看破红尘的人，猛然发现红尘有你，才明白：再破的红尘也是红尘，再俗的生活也得生活。
我将青春付给了你　卷六（2）
手机真是个好东西，说话的时候谁也看不见谁，能让人肆无忌惮地撒谎。
那你就生活呗。显然，秋秋知道我在胡说八道，显然，她也爱听我这样胡说八道。
可我生活不能自理。我说：尤其是性生活。
滚。秋秋小声骂了一句，把电话挂了。
我窃喜一阵，想再给她打，铃声响了。
沈小琴焦急的声音：王小明！快过来！在你家门口！出事了！
【高三本纪005】
起返校，一日。
回到楚丘县的第二天，我就去学校上课，老六也来了。在家里呆着，还不如到学校，就像痛苦的人呆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只会让痛苦加剧，不如到热闹的地方，让人群稀释一下自己的心情。
第一节下课后，我和老六去找夏国强，他和林小芳都没有来上课。我们有点奇怪，老六皱着眉头问我：他俩不会私奔了吧？
林小芳要私奔也是和苗翔私奔。我嗤笑老六：咱仨，都轮不上。
回教室的路上，碰到一些班里的同学，他们热心地问我和老六参加艺考的情况，我简洁明了，一一回答。老六被问得不耐烦了，冲着一个从县西北农村过来的老实巴交的孩子说：用你的西北话背外语去吧，这跟你有狗屁瓜葛？
这个孩子连脖子都红了，低着头走了大约有五米，嘴里小声嘟囔了一句：初试都没过，狂个啥？
老六的耳朵很好使，大喝一声：你他妈的说啥！站住！
老六的话音刚落，这个孩子就兔子一样撒丫跑了。
我操。老六说：他应该和夏国强赛赛百米。
本来，我们就没有上课的兴致，从济南回来，呆在教室里更是如坐针毡，和老六一商量，干脆，逃学好了。
高中三年，在逃学这件事情上，我和老六的想法总是不谋而合。
我们俩溜达到校外的马路上，老六边溜达边念叨：你说，他俩到底弄啥去了？
管他们俩弄啥，现在的问题是——咱俩弄啥去？我看老六是走火入魔了。
楚丘一中外面的这条马路还算宽阔，路边是稀稀拉拉的小餐馆和理发店，后面都是空旷的麦地。那时候学生的消费能力极其有限，小餐馆和理发店的生意都比较冷清。路上的人也不太多，偶尔有些汽车熨斗一样缓慢地驶过。沿着这条路往东走，十分钟就到了东外环，如果是往西走，十分钟，就到了汽车站，再往北走十分钟，就到了县城的中心跃进塔。跃进塔如今只是一个十字路口。听我爸说，在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时期，这里曾有一个五六米高的木塔，上面贴着各种振奋人心的海报，例如“大炼钢铁出成果”，“小麦亩产十万斤”等等。这些事情在我们听来有些荒诞，我想不通当时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这些不着边际的谎言，为什么不能像我们这样，轻松地对夏国强说句“全兴”，便一笑了之。
我们想不通的东西太多，不仅是历史，还有现在。
我和老六一直溜达到跃进塔，又从跃进塔往西，溜达到县城最繁华的东方红大街，街上人很多，骑自行车的，骑摩托车的，蹬三轮车的，夹杂着灰尘和黑烟的风吹到人们脸上，所有人的眼睛都是眯起来的，显得憔悴、沧桑。
大街边有几个卖盗版磁带的小摊，为了招揽生意，每一个小摊都用喇叭播放着流行歌曲，摊主对流行风向的把握高度一致，我和老六边走边听，这个摊上放的歌弱下来，下个摊上放的歌就接上了，连贯得像一条长长的耳机线，一头插在我们耳朵里，另一头插在东方红大街这个巨大的随身听上。
我将青春付给了你　卷六（3）
小时候，我特别愿意逛这条街，坐在我爸的金鹿牌自行车的后架上，晃着两条腿，从跃进塔向西转弯，穿过百货公司、五金交电公司、青年饭店、招待所，一直到新华书店，去买小人书。那时候一家人去看电影，影院门口喧嚷的人群里，总能碰到爸妈的熟人，他们一见面就笑容满面，高声问候，拿着大把大把的瓜子、花生往我口袋里猛塞。
如今县城的电影院每周六才放一次电影，平日改成了录像厅，红色的牌子上写着：周润发火爆枪战《枪神》、叶玉卿经典艳情《老娘够骚》、成龙荷里活武打《红番区》的字样。
后来，我才知道荷里活就是好莱坞，当时一直以为是对某部电影饱含赞叹色彩的评价。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全兴”！
电影院前面的广场摆着几个台球案子，三三两两的人在这里打球。
要不，打两把？我问老六。
得了吧，你那水平能跟我比？老六一脸神气：我从上小学就天天逃学打台球，人送绰号——杆子六，小学门口摆台球案子的老太太现在都认识我，在大街上碰见了，就找我要欠她的台球钱。
杆子六？我乐了：你“全兴”的水准已经越来越接近夏国强了。
老六拿起一根台球杆，水平托起，像木匠观察墨斗打出的黑线那样，认真地瞄了半天，换了一根，再瞄，然后走到台球案前，说：你开球吧。
我和老六还真没有在一起打过台球，看他的架势，还真不敢怠慢，我也挑了根杆子，左手在台球案下面的滑石粉袋子上蹭了几下，说：你先开吧。
老六叉开腿，弯下腰，拉开架势，猛地一下，只见母球原地哧溜哧溜转了几圈：滑杆了。
不算，你接着打。
好久不打了，手生。老六这一杆子力度很大，同时撞进了两个球：一个大花，一个小花，我打大花吧。
几个回合下来，我发现老六的台球打得还是很不错的，至少比我要好。
看来，杆子六并非浪得虚名。
那是。老六特得意：指哪打哪。
我们一连打了三局，老六赢了两局，我赢了一局，我掏出一块钱给台球案子的老板，准备就此结束，谁知老六说：你这一局是我让你，赢你三门黑不好。
是你自己没打好行不行？我就看不惯老六这副不依不饶的劲头。
不服，再打！
好！
我们又开了一局，这一局打得异常激烈，进度咬得很死。县城的台球规则既不是国际斯诺克大赛的规则，也不是正宗的美式九球规则，而是一种在县城衍变出来的、简单的、直接的规矩：一共十五只球，大花球七只，小花球七只，先进球者选择要大花还是小花，进完自己的球后，最后打进黑色的八号球就算获胜。
不光是台球，很多事物一旦进入县城，就会被县城人自己的思路潜移默化，换成了另一种风格。台球在国外是标准的绅士运动，打球的人一个个西装革履，喝着咖啡，悠然自得，在中国的县城，就变成了路边小摊，打球的人很多都是街头混混，就像我和老六旁边的那个案子上的两个人那样，捋着袖子，露出胳膊上的文身，嘴上叼着烟，一边打一边咋咋呼呼。
我和老六同他们也没什么分别，只不过我们还在读高中，还没有进入社会，还不能理直气壮的让家长绝望。
仅此而已。
摆台球案子的老板为了多挣钱，在有限的空间里错落放着尽可能多的台球案，每个案子之间的空间都特别小，挨着的两个案子如果都有人打球，一定要谨慎小心，一不留神的话，自己的台球杆很容易戳到别人身上。
我将青春付给了你　卷六（4）
转眼间，案子上就剩了个黑色的八号球，由于我的失误，给老六留了个绝佳的母球位置，老六兴奋地大喊：认输吧！
认个屁。我吐了口唾沫：你肯定滑杆。
老六怪笑两声，拿了块“乔克”磨了磨杆头，挪到案子后面，支开架势：其实我绰号的全称是——无敌杆子六！
正在无敌杆子六即将一杆结束战斗之时，旁边那个案子打球的人一杆子捅到老六高高撅起的屁股上。
妈的，不长眼啊？老六差点被捅得趴到案子上。
王八羔子骂谁呢？这个家伙站定，把手中的台球杆子竖着往地上狠狠一戳。和他一起打球的那个人也拿着球杆走过来，边走边说：皮痒是吧？
我和老六都没说话，只用眼睛恶狠狠地瞪着这两个人，他们比我们壮的多，尤其是捅老六的那个，又黑又胖，露出的半个胳膊上文着一个龙头，另外那个较瘦，但个子比我们高半头，真打起来，我们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
黑胖子举起手中的台球杆子，像敲木鱼那样敲了两下老六的脑袋：在哪上学？跑这里撒野来了。
算了，别和小孩一般见识。高个子咧着大嘴，一脸坏笑地说：让他们俩每人磕仨头，就算了。
这时候，旁边过来一群人，把我们围在中间，这群人大部分和他们是一伙的，只有几个纯粹打算看热闹的人，刚围上来，就被他们轰到了一边。
走开走开。
该打球打球，看热闹溅一身血不好。
我和老六此时成了身陷狼群的两只小羊，凶恶的目光从四周包围着我们，我们甚至都不敢再用目光和他们对抗，只好低下了头。
老六的性格比我冲：是你先捅的我。
捅你咋了？黑胖子十分嚣张。
老六忽然大叫一声，全身力量爆发，拿台球杆冲黑胖子的脸捅去。
黑胖子一抬手，就牢牢攥住了老六的杆子，杆头离黑胖子的鼻尖还有五公分，就再也捅不动了，好像是被焊到了黑胖子的手心里。
我被人从后面一脚踹翻，毫无反抗之力，只能紧紧抱住后脑勺，各式软硬度不同的鞋底踢在我的背上。透过眼前飞扬的尘土，我看到老六正在被跺得满地打滚。
等我和老六从地上爬起来，身边已经没有人围着了，我看到老六身上盖满脚印，老六看到我身上盖满脚印，我们又互相看了看对方，仿佛照镜子那般，从对方青一块红一块的脸上看到了面目全非的自己。
黑胖子和高个子还在刚才的案子旁打台球，若无其事地说笑，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有种你打死我！老六从小到大，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冲他们破口大骂：妈的，人多算啥本事！
这次黑胖子和高个子就像没听见那样，继续打他们的球，高个子用母球轻轻蹭了一个花球的边，花球扑通一声落袋。
孬种了你们！老六脖子上的青筋一梗一梗的，我拽拽老六的胳膊，想让他和我一起赶紧离开这里再说。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从别的台球案子边，从广场旁边的胡同里，从电影院门口呼呼啦啦冲过来一群人，我们连跑都来不及，索性抱住头，蹲到地上。
可能是他们刚才揍得有点累了，这顿揍比不上刚才那顿揍凶猛，时间也没那么长，但这次我几乎连喊的力气也没有了，从地上起来后，老六似乎也没有了叫骂的力气。揍我们的人又不知道消散到哪里去了，黑胖子和高个子的球继续打着，好像还没有分出胜负。我和老六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往外走。
刚才对此事旁若无睹的台球老板跟了过来：你们刚才这局还没给钱呢。
我将青春付给了你　卷六（5）
没打完，让他俩给吧。我有气无力地指了指黑胖子和高个子。
此仇不报非君子。老六咬牙切齿地说。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攥着拳头发誓。
我们怕自己狼狈的样子被熟人看到，没敢走东方红大街，溜进了大街后面的小胡同。这些胡同里都是七十年代末的房子，是县城最早的一批全砖房，在这之前，县城人盖房子大多是一半用砖，一半用土，每堵墙的下半部分是砖，上半部分是土，中间有清晰的一道分界线，这道线的高低标志着这户人家的富裕程度。直到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家境好的人开始盖全砖房，最早的一批就集中在东方红大街后面的这几条胡同，当初在这里住的人都是县城的老户，属于当家做主的工人阶级，早早盖上了这一批当时气派无比的全砖房，如今这些人下岗的下岗，发不下来工资的发不下来工资，少数头脑活泛发了财的人早从这里搬走了，把房子租给进城做小生意的乡下人，或者是开*的温州妹子。这里房子老化得厉害，大把大把的掉土。当初在城郊住全土房的人，早早就做生意，包工程，一个个发了财，全土房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的两层小楼。
看着这些和我们基本同龄的房子，斑驳的墙壁上用白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