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散文集-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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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到了你在僻远山林中的古老的居屋，在你的遗像前站了很久。人
已远去，我不知道你的骨灰埋葬在哪里。你的同事们、学生们都含着眼泪讲
述你。当学校为你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时，附近的山民们放下手中的活计，成
群结队自发地来为你送行。那么，你的圣洁的墓地就在他们的心头，也在许
多知道你的事迹因而崇敬你的人的心头。１９９４年５月
记荻帆
荻帆在送给我的他的两本诗选集（《布谷鸟和紫丁香》和《邹荻帆抒情
诗选》）的扉页上，分别写了两句话：“这里面有我们友谊的回顾。”“它将唤
起你青春的回忆”。当我翻读这两本诗集时，的确感到了亲切和温暖，回想
起许多往事。１９４０年，我在重庆南岸一所中学读书。放暑假了，无家可
归，生活成了问题。老朋友朱文尧告诉我，田一文和邹荻帆在复旦大学的一
个小镇上租了一间小屋，可以去找他们。田一文是我在武汉的老熟人。邹荻
帆则不认识，但知道他是一位有名气的诗人。当时我正在诗坛上起步不久，
能够结识他当然是很高兴的。复旦大学在北碚。我身上的钱不够买一张从重
庆到北碚的轮船票，也出于一种浪漫的情绪，我决心沿着嘉陵江步行去。顶
着烈日，太热了就跳到江中游游水，当天走了六十里，到了土砣镇，已经疲
累不堪。还剩下三十里，我不能继续走了。
我在搬迁到土砣的求精中学找到了一个过去的同学朱朝升（他现在是
有名的电影剪辑师），他招待我吃了晚餐，留我在他宿舍里挤住了一夜。第
二天，天朦朦亮，他送我去搭木船，当天早晨到了北碚，在一间只有两张窄
床和一张破桌的小小的土屋里，找到了田一文。
还有一个穿着已经泛白的黑衬衫的青年正埋头在破桌前写什么，我猜
到那就是邹荻帆。田一文为我们作了介绍。邹荻帆走过来和我热情地握手。
当他得知我还空着肚子时，立刻邀我到一家小店去吃油条、豆浆，掏空了他
身上所有的钱。
我们一见面就熟悉了起来，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我就在他们的小土
屋里用木板搭地铺。伙食则是在复旦大学的食堂里顶着暑假离校的同学的名
额混饭吃。当时我们是那样穷困，而那又是怎样令人难忘的快乐的日子啊。
一些爱好文学的复旦大学的学生常来找荻帆、一文谈天，渐渐熟悉了
起来。在那间小土屋里的小油灯的晕黄的微光下，举行过一次小型的诗歌朗
诵会。十多个人将那间小房挤得满满的。荻帆用他那带着浓重天门腔的普通
话（他一生都没有能改变他的乡音），朗诵了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与会者中间有几位女同学，其中有一位使荻帆倾心，后来终于成了他终身的
伴侣。我、荻帆和他的女友“小丝”常常在一起，在大石桥上，在通向北温
泉的一片桑树林中，在嘉陵江边，我们谈诗、谈生活、谈自己的经历、谈理
想？　。。荻帆高兴起来就在石阶上大跳自编的黑人舞，我有时就高唱自编的
“骑士歌”。我们就这样度过了一些美丽的时光。
抗战前，我在当时著名的刊物《文学》和《中流》上，就读到过他的
诗。那时他还不满二十岁。由于知道他也是湖北人，所以另有一番感情。我
特别喜欢他抗战初期发表在《七月》创刊号上的一首小诗《江边》，充溢在
那里面的对祖国深挚的感情使我感动。我认识他时，巴金先生已为他出版了
三本诗集：《在天门》、《木厂》、《尘土集》，同时还有不少诗作在报刊上发
表，是当时很活跃的青年诗人之一。《在天门》和《木厂》由于暴露了旧社
会的黑暗，一出版就受到反动派的查禁。他家乡的黑帮人物还扬言，他再返
回天门就要打断他的腿。抗战开始后不久，他就参加了以臧克家为首的第五
战区文化工作团，出入于烽火战地。后来又转到金山、王莹领导的第二演剧
队。他演过《放下你的鞭子》中的青年，我简直怀疑他的天门腔的普通话，
观众怎么能够听得懂。不过，他人概更多扮演的是日本鬼子和群众甲乙之类，
那倒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１９４０年，他辗转来到了重庆，想奔赴延安，和
我多次商量过这个问题，也找过一些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当
时的政治形势，没有能够如愿。为了找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他考进了复旦
大学。
东北籍的诗人姚奔原就在复旦大学念书，冀汸、绿原、冯白鲁后来也
先后进了这所学校。我则在这所大学当过几个月的小职员，被迫离开后，又
在北碚一家小剧团里当过一阵子演员。这群年轻人都是流亡的学生，主要的
收入就是靠一点微薄的稿费，但穷困丝毫没有损害他们欢乐的心情。他们经
常相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他们也常严肃地谈论时局，热烈地讨论
诗。他们对诗的追求是在对理想的追求的光照下面。他们渴望有一片自己的
园地，这样就靠募捐的方式筹集到了很少数一点经费，创办了《诗垦地》丛
刊。后来，靳以先生又在他编的《文群》副刊上为《诗垦地》定期出专页。
《诗垦地》当然是以荻帆为核心的，因为他的年纪较长，而且在诗坛上是已
有一定影响的。但每一期以致每一篇稿件，都通过了大家七嘴八舌的、有时
是面红耳赤的争论，荻帆并不滥用他作为主编的权威，而是以他亲切、公正
的态度和他的美学眼光来说服众人的。他也非常注意发现和团结更多的作
者。这就使《诗垦地》不止是一个同人性质的刊物，而且扩大了队伍。《诗
垦地》的创刊是在皖南事变后不久，进步文艺受到极大的摧残，由于它的政
治倾向，也由于它具有一定的艺术风格上的特色，所以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可惜只出了六期，就被迫停刊了。１９４３年的春天，我在重庆已无法立足，
不得不远走贵州，在一个荒凉的小城中生活了一段时期。临行前，几个熟识
的朋友都有诗送我，在《诗垦地》上出了一个专辑。荻帆写的是《给Ｃ？Ｔ》。
在最后一段，他写道：？　。
这边
将有旌旗举起
将有时代的声音澎湃
你将卷土重来
后来我的确又“卷土重去”了重庆，我与荻帆又长谈过几次。当时，
他已不复有几年前的那种单纯的欢乐的心情，严峻的现实使他更加成熟了起
来，他说我们都应该踏踏实实地生活，认真做一点事。不久，他就去了成都。
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我们先后回到武汉，这才又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当时
荃麟和他的夫人葛琴，肩负着党的使命，在武汉开辟工作。荻帆常邀我去看
望他们，１９４６年的１０月１９日晚上，在荻帆工作单位的地下室里，秘
密地进行了一个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到会的人数不多，大都是可信
任的文艺青年，而会议的气氛严肃，荃麟和荻帆都讲了话。在武汉，以荻帆
为核心，又先后创办了《北辰诗丛》第一辑《沙漠的喧哗》和《荆棘文丛》
第一辑《大江日夜流》。团结了不少本地的进步作者，并在荒凉的武汉文艺
界吹起了一阵清新的风，这两个丛刊都只出了一期，就被反动派查禁了。
１９４８的春天，荻帆被迫离开武汉，到了香港。从他来信中，知道
他一直在为生计奔波。后来在一家飞机修理工厂做工，生活才比较安定，然
而工作是够繁重的。但他一直没有放下他的笔。我收到他寄来的一本自费印
的诗集《恶梦备忘录》，都是时事讽刺诗。同时我也在报刊上读到了不少他
抨击反动派黑暗的统治，歌颂新的时代、新的人民的诗。
我和他再次见面，已是在解放后的北京了。他在外事部门，工作异常
繁忙。他说，现在应该认真写一点东西了。但我也感到了他在写作中的某种
苦闷的心情。他觉得应该唱出这个时代的壮丽的歌。
１９５３年，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我们几个老朋友又得以聚会了。
那与当年我们在北碚时相聚的情况当然有所不同。这是我们所向往的新的中
国。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工作岗位。而且，我们已都不复年轻了。但是，
没有想到，在两年以后，我们都在一阵突起的巨大的波涛中沉没，彼此都失
去了联系。只有荻帆，在经过了一年多单独隔离反省后，侥幸地得以恢复了
工作的权利。我注意收辑阅读他的作品，但无法写信给他，不了解他的具体
的情况。１９６２年的夏天，意外地，他出现在我面前。原来，他是陪外宾
来武汉，打听到我的住所，抽空来看我的，并约我一道到了两处公开的场合。
在我当时的处境下，他这样做是容易惹是非的，他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他一
如既往那样亲切地对待我，只简单地问了问我这几年的生活状况，要我乘机
多读一点书，也不要放下笔。他回北京后，又寄来了他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大
风歌》。几年以后，就是那一场搅乱了全国的“大革命”。我在“牛棚”中，
几次有人来向我调查他的材料。从外调者的严厉的态度和偶而吐露出的几句
话中，我知道荻帆的日子也不好过？　。阳光终于又照到祖国大地，１９７９
年９月，我到北京去。这是我二十多年后第一次又到北京。在荻帆家中，几
个老朋友又得以聚在一起了。荻帆拿出了即将发表在《诗刊》上的我的几首
诗的清样，那是他不久前来信要我寄他的。我拿着那一份清样，有着比几十
年前第一次发表作品时更激动的心情，那是我在艰难的岁月中唱给自己听的
歌，决没有想到会有发表的可能的。而且，当时我的问题还没有处理，现在
却将以一个“人”的身份出现在读者面前。
那以后不久，荻帆在一封来信中告诉我，他刚发表的一首长诗中，有
我的影子。我将那首诗找来看了，那写的是另一个形象，但我深感到他的友
情。后来我又读到他的三首《致诗友》的诗，是分别写给冀汸、绿原和我的。
给我的那一首的题目是《拒绝》，那后两段是：想江边不复是那样月色，思
念之树常青——
你还是那少年的影子？
我知道波浪已卷上你的头额，浪花已溅上你的发丝。
但是波浪并没有吞没你，胜利者的笑是把悲哀拒绝于门槛外，江水有
情，明月有意，为我们歌难忘的真理之曲！
这里有怀念，也有期望。这几年来，每次见面时，荻帆总是劝我少搞
一些杂务，多写一点东西，他总是以亲切的，有时是轻描淡写的语气谈的，
唯恐伤害了我。我不仅感觉到故人的殷殷之情，也感到那含蓄的责备的份量。
他本人的表现就是对我的最有力的批评。他一直担任着具体的工作（前年一
场大病后才离休），写作都是业余进行的，他每天四时就起床写作。这十年
来，大江南北，戈壁大海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歌声。他随身总是带着一
本厚厚的记事本，听到的、看到的和想到的，随时都记下来。这十年，也就
是他进入老年以后，是他发表作品最多的时期。
两年多以前，我得到他患心脏病的消息。这使我很难过。几封从北京
的来信都说他的情况不佳。１９８４年１２月，我去北京开作协四次代表会。
与会的许多朋友都想去看他，但唯恐有碍他的健康，被辞谢了。只有几个老
朋友在１９８５年的元旦到他家又一次聚会。我们约好不在他面前谈他的
病，只稍坐一会就出来。但获帜不让我们走。他已过了危险期，只是还很虚
弱，脸瘦削，说话的声音极其低微。我们要他到隔壁房去休息，他坚持要坐
在那里听我们谈话，并提出要和我们一道照相，说是：“再？　。再留一个纪
念吧？　。”。
但奇迹的是，他几个月后就恢复了健康，到武汉参加了“黄鹤楼笔会”。
日程安排得很紧，他还是黎明即起，埋头疾书，创作了许多作品，而且，他
不听劝阻，不让人搀扶，去攀爬峭壁陡坡。那以后，他又多次在外奔跑。由
于已经离休，他的写作时间更充裕了。除了写诗以外，他有一长篇小说已经
完成了初稿。而今年，他已年届七十了。
荻帆是我青年时代的友人，是我的兄长，在诗歌道路上，有好长一段
时期是他携着我的手帮助我前进的。当我回顾这几十年来的生活时，都会想
到他，感觉到他友情的温暖。我没有敢展开我的记述，那将会太长了。但我
还必须提到一点，就是他为人的朴质和真诚，他在大城市里生活了很久，又
多次出国访问，但他的身上始终有着乡土的气息。不仅对老朋友，就是对一
般的熟人，对年轻者，他都热情诚恳地相待。凡是接近过他的人，都可以证
明这一点。１９８７年５月２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