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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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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团练和保甲的重新考察
强调保甲制度对地方社会的分裂作用的分析（例如萧公权的分
析），在以下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国家关心的是使保甲首领成为它自
己的治安权力的工具，而不仅是地方势力的工具，因此要让他们负
责人为的而不是原有的社会组织单位。但这只是真情的一部分。
清代制度反复发生的行政管理的难题之一（许多政治制度也有这一
难题）就是如何使可靠性与效率协调一致。我们自己也经常为了压
倒一切的可靠性原则——权力的分散和平衡——而对各种类型的
低效能隐忍迁就。清政府是从不同的立足点面对可靠性问题的；由
于没有在技术上和思想意识上作好实行彻底的专制政治的准备，清
政府在只能有一个最终权力中心——皇帝——的方针下，在整个官
僚机构中将行政权力分割开并使之二重化。政权内部安全的需要
有时使行政制度到了软弱无能的边缘，这点是可以论证的。总之，
地方官不得不在这种制度的五花八门的安全条规中寻求出路，而且
仍必须收效：正是这种效果——有效的税收、治安的维护——决定
他的前程（不考虑诸如受贿、人际关系、按照惯例举荐这些调节因
素）。知县不能用以下的借口来为他的县内的混乱辩解，如官方所
指示的保甲制度规定保甲长应由没有势力因而不能施加影响的人
担任；保甲据以组织的人为的十进制原则使它成为软弱无能的地方
协作组织。因为主要考虑的是效果，窜改保甲制度（或让它适应实
际存在的社会局势）是阻力最小的道路。所以我们屡屡发现这样的
迹象：这些官僚机构十进制系统的工作被移交给了具有相应组织规
模的自然单位；在危机时期，官僚们不得不把治安管理甚至征税的
责任交给那些能够在农村行使实际权力的代理机构，或者至少允许
这些机构承担保甲制度和里甲制度的职责。
有关自然单位承担行政单位职责的情况，在记载中有大量零
散的事例。当1846－1847年广州当局命令实施保甲时（这是多次
恢复这一制度的周期性尝试中的一次），罗冈集镇四周的一些村社
以建立。社学。来响应：。清平社学……合径子、青紫、冈园、塘头四
约同建。设立社长、副，约正（每约一名）、乡正（每乡一名）。正严
申条例，清息盗原，有事集议于此。。①当时，约在这个地区是一种
小型的非官方的复合组织，用于村庄间和氏族间合作的各种目的，
但主要是地方防御。②尽管它有时可以与乡约这一训导制度（官
方倡导而由地方实施的思想灌输计划）联系起来，但在这时似乎并
非如此。我们已经确定，广州周围的乡不是单一的村庄就是联系
紧密的一小组定居地。这里的社和我们在广州的集镇中所看到的
其他的社是类似的：绅士控制的复合联盟，用于村社的各种目的，
包括地方防御。这样，完全是自然形成的，由乡、约、社建立的三级
地方联盟，只是配备了头目便被称为保甲。另一个这种类型的事
例是广西贺县所采用的制度，这种制度下标准的十进制单位被完
全弃之不顾，基本的相互负责的单位与自然村是叠合的。③里甲
税收系统有时也作了类似的改动，以与自然村单位相一致。④
① 。番禺县志。（1871年）卷16，第50页。
② 弗里德曼：。中国的氏族和社会。，第82－89页。
③ 许乃钊：。乡守辑要。卷1，第2－3页。
④ 萧公权：。十九世纪的中国农村与帝国的控制。，第523页。
这类事例很多，使我们不得不考虑自然单位和行政单位是否
并不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即就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固有的不
同规模而言的各种可能性和需要。并不是自然单位要以某种方式
伪装成行政单位，或者非法地索要行政单位的职责，而是两种协作
模式的密切的历史关系以及农村社会内部的组织规模使得自然单
位和行政单位可以在一定情况下互换。
让我们较为详尽地研究一下以绅士领导为基础、作为自然协
作单位的团与农村政府的基层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这将使我们
回想起，尽管清代的保甲具有纯粹的民事特征和职能，但至少有一
个官员还是看到了它的组建武装的能力：黄六鸿的民兵制度是自
11世纪以来未曾普遍应用的行政实践的复活，是受古代中国封建
社会保甲的朦胧先例启发而提出的一个方案。
黄六鸿没有把团包括进他的民兵制度，也许是他对此一无所
知，要不就是团的非官僚政治的性质对他没有吸引力。但还是有
可靠的证据表明，至少在一个地区，团在绅士领导下在16世纪后
期成为公认的地方武装单位。1574年编纂的江苏无锡的地方志
描述了一种团保制度，这种制度是在倭寇入侵期间形成的。当时
正式的民壮民兵陷于瘫痪，农村地区只好自寻出路。每个至少有
3名强壮男丁的家庭要出一个民兵；10个民兵组成一甲，5甲组成
一保。这些作战单位显然由正规的登记单位保和甲的首领领导。
但是按照他们的军事职务，这些首领必须服从团长的命令，这个人
物所指挥的范围完全以自然因素作为基础。团大体上是以称为乡
的自然区域为基础（这里一个大的乡包括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村
庄），但也可以进一步适应当地地形、战略需要和居住方式。这些
自然区域和十进制登记制度没有直接关系，其中包括的保的数目
多少不等。团长本人必须是非常能干勇猛的人，必须由民众推
举——显而易见是当地名流中的一员。虽然这一制度在以后的地
方志中也被描述过，但在清代显然已经消失。一部1813年的地方
志认为运用这种制度太危险，尽管地方驻军不能提供足够的保卫
地方的力量。①
除了把团作为绅士领导的并臵于保之上的组织加以承认以
外，这种制度与黄六鸿的制度是相似的。保被认为对于它的以平
民为基础的任务（治安监督）是胜任的；但武装力量所需要的那种
领导却被认为只能从协作的自然组织中选拔。这样，保甲的行政
单位便并入实质上是地方军事活动的自然组织之中。这一事实表
明，保本身在它的正常工作中可能已经与自然单位——最可能的
是村庄——有着密切联系。
团练与里甲制度
① 。无锡县志。（1574年）卷9，第2－3页；。无锡县志。（1751年）卷5，第5页；卷
10，第23页。。无锡金匮县志。（1813年）卷6，第33页。
② 萧公权：。十九世纪的农业中国和帝国的控制。，第530－536页。
③ 。临湘县志。（1872年）卷3，第6页。
里甲这种税收和登记制度当然也是在单一的和更大的规模上
组建的；我们毫不意外地发现团也能够挤进这一领域。一个最令
人感兴趣的事例出自临湘，我们已经详述了那里的地方防御联盟
所采用的规模。临湘的地方志所说的里甲制度是：。本朝，区十里
为上、下，上、下各五甲，共百甲。。这种三级制度相当普遍，尽管名
称理所当然地有很大不同。②但这部地方志接着又说：。道光二十
年（1840－1841）编百甲为九十九团，更造团册。。③
这次改组的原因未见记载。但是大量旁证只能导致一个结
论：临湘的税收工作由正规的官僚政治的里甲机构转移到了以团
为代表的绅士控制的自然单位。。包揽。是一种未经认可的包税形
式，在这种形式中地方名流僭取了向平民征税的特权，从中获取佣
金；由此产生的根深蒂固的不法行为在整个清代都能发现①，但在
多事的19世纪似乎特别猖獗，这与这一时期普遍的行政和财政危
机有关。恰好在紧靠临湘东界的湖北崇阳县，发生了一起包揽事
件，这个事件对1842年1月的一次大规模叛乱负有部分责任。
崇阳多年来受到苛捐杂税的蹂躏，税收官员以。耗羡。——一
种易被明目张胆的弊端利用的附加税——的名义强行索取超额税
款。1841年，这种压迫在农村激起了两次抵制税收的暴乱。对于
这样一种无法容忍的局面，村社名流必然要作出反应。一伙以钟
人杰为首的小绅士，把全部问题提交给知县衙门审理，在那里紧接
着发生了一场连续的法律上的斗争。钟人杰，一个富有的生员，在
下层绅士中拥有广泛影响，几年前因在一次诉讼中有不当行为而
与官员发生冲突，被褫夺功名并被逐出该县。现在他非法返回，作
为反对崇阳衙门胥吏的首领而出现。
官吏们于是指责钟人杰集团包揽——代征和解押税款以取得
佣金——并向纳税家庭逼取法定手续费，以此来进行反击。这里
似乎没有多少疑问，钟人杰和他的支持者已经原因不明地参与了
征税，这是一种明显地危及胥吏自身的非法行为的非法行为。案
子最后送交武昌的省衙，省衙裁决所有卷入的人——胥吏和生
员——从本县除名。
① 萧公权：。十九世纪的农业中国和帝国的控制。，第132－139页，有关于包揽的
出色叙述。
这种各打五十板的处臵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暴力行动随之
发生。这一连串错综复杂的事件以钟人杰带领一大群暴民追击他
的敌人以至闯入县城而结束。知县连同许多胥吏被杀死。叛乱这
时已无法逆转，钟人杰打开粮仓和监狱，发动来自全县的农民加入
狂热的军队，自封为。都督大元帅。，进军去攻打邻县通城。
这次叛乱是自嘉庆时期以来对中国心脏地区的首次严重威
胁，因此朝廷极其恐慌。鸦片战争恰好进入危急阶段，长江中游地
区的驻军被抽调一空。但叛乱者组织松懈，装备恶劣。3月中旬，
他们的队列被冲散，首领被捕获。①
① 魏源：。古微堂外集。（1878年）卷4，第34－36页。。清实录。，道光，卷364，第
12－13页；卷365，第2－3页；卷366，第22－25页；卷367，第4－5、13页；卷371，第
39页。见钟人杰。自供。，载。近代史资料。第1辑，第2－4页（1963年）。也见萧公权：
。十九世纪的农业中国和帝国的控制。，第135－136页的记述。
② 魏源：。古微堂外集。卷4，第35页。
③ 萧公权：。十九世纪的农业中国和帝国的控制。，第135－136页。
④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52，第18页。
为了了解这些复杂事件，有必要在官方的解释下面进行探究，
官方的解释非常片面地责备钟人杰的包揽活动、他的想当然的叛
逆性格和野心，以及聚集在他的旗牛碌摹Ｆ鳌５男缀荨Ｍ贝�
的一种客观评述指出，在崇阳以及中国中部的其他地方，绅士在税
收中日益增大的作用，与农村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密切相关，这种
状况因银价猛涨而加剧。②由于地方社会一直受到腐败的衙门胥
吏的掠夺，处于濒临破产的境地，在崇阳出现的这种包揽只能看作
绅士介入税收过程的一个方面：看作村社首领谋求在村庄和县城
之间插手的多种手段中的一种。过多的捐税将驱使弱小的户寻求
有权势的大户的保护，因为同意名流替他们交纳捐税，他们就可以
避免许多非法的额外负担。③这样，包揽便有双重意义：它对绅士
肯定是赚钱的事；但它也是一种保护氏族和村社利益，使之免遭官
方猖狂勒索的方法。钟人杰本人有。行善富户。的盛名；④他得到
相当多的民众的支持（这一点从魏源的记述和。实录。中都看得十
分清楚）这一事实表明，他的包揽事业很可能是对他的村社极度需
要这类保护而作出的反应。
现在再回头来看临湘，很明显，1840－1841年税收制度的改
革同正好在县界那边的崇阳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无关。在邻近几
县，除临湘外，还包括平江和浏阳，崇阳的骚动是绅士组建武装的
机会。①团作为绅士支配的组织介入税收机构，几乎肯定是当地
官员采取的一种息事宁人的措施，目的是使绅士已经僭取的相当
大的地方税收权力合法化。通过将当地的自然单位纳入体制，地
方官就能防止使官员们头痛的遍及中部省份的。抗粮。之类的事
件，同时更有希望收足正常征收份额。这就是默认不可避免的情
况从而化包揽为有利的一种手段。由于团已经开始在当地村社征
税以支付组建武装的开支，这只不过是将从前属于里、甲组织的合
法的税收职能给予团的进一步措施。②一开始，里甲的外部形式
仍被保持着，即将团臵于里之下以代替原有的区划甲；但一旦组建
武装的需要涌现出来，旧的里甲机构就完全被废除了，团在与里这
种组织的范围并不一致的格局下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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