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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秘闻-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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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好奇地观看，如何把 500 普特重的大钟砸碎。1930 年初，5000 人满 腔热情地捣毁了西蒙修道院。收场戏是成千上万人集体捣毁莫斯科最宏伟的 教堂——救世主基督教堂。具有象征意味的是，斯大林决定在遗址上建新政 权最宏伟的教堂——苏维埃宫。宫顶上将树立列宁的巨像。 残存的教堂变成仓库，存放土豆，堆在圣坛上的烂土豆的臭气终年不散。
学校让孩子们把圣像带到学校来集体焚毁。不幸的老太太从教堂回家后看 到，爷爷留下的圣像不见了，挂上了一张学校发给的列宁像。伊里奇眯着眼 高高兴兴地望着老太太。报上登了许多给编辑部的信，如：“我原先是神父， 决心同宗教一刀两断。”到处挂着横幅：“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与 批判声交替轰鸣的是空前的颂扬。1929 年全年，全国都在为 12 月份他的 50 寿辰作准备。报刊上发表成千上万篇颂扬敬爱的领袖的文章。工厂报告空前的成就，以庆贺寿辰。祝辞多 得快把收音机吹破了。
在莫斯科精神病院里，精神失常的 53 岁的数学教授科钦不停地狂喊，颂 扬领袖，间或用最精辟的语言痛骂破坏分子。
在 50 寿辰那天，斯大林可以作个总结了：最后一名列宁的战友已被逐出 领导层。在庆祝大寿的日子里，他的绝对权力随处可见。加冕典礼应当在即 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举行。“大家都期待着代表大会上出大新闻？？领袖压 倒一切，”一个叫希茨的人在日记中写道。
斯大林写了一份谦逊的答辞：“向我表示祝贺的各单位和各位同志：我 把你们的祝贺看作是对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祝贺，这个党诞生并培育了 我，让我成为符合这个阶级的形象和要求的人。”
被击溃的右派领袖们想讲和。1930 年元旦的前夕，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带 了几瓶葡萄酒到斯大林寓所。达成了和解，因为他还用得着“小布哈儿”。 他没有这样的理论家。毕竟他俩是“喜马拉雅山”啊！他在大寿之年开始搞伟大的转折。
旧农村的末日
他同家人、卑躬屈膝的敌人和趋炎附势的战友一起庆祝新年，而广阔无 垠、冰天雪地的俄罗斯大地正在作准备。铁路线上停着特殊的货车车厢，过 去是用来装牲口的，现在要准备运人了。1929 年底，在寿辰前不久，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伟大转折之年》，定下了“消灭富农阶级”的任务。
20 世纪，我国准备有组织地歼灭在农田上耕作的同胞。将同消灭富农一 起完成的任务是：消灭俄罗斯的旧农村。革命把土地分给农民。现在农民又 要归还土地和牲畜，集体使用。要放弃农民感到亲切的概念“我的”，去学 会讲“我们的”。富农当然不干，会阻挠。为了节约时间，他决定以革命方 式行事：干脆把他们消灭。他任命忠诚的莫洛托夫为一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 以便彻底解决问题。莫洛托夫付出了很多劳动，造成了大量流血。该委员会于最短期限内制订了从总体上消灭富农的计划。富农被赶到北部地区——乌拉尔、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孔德拉季 耶夫、尤罗夫斯基、恰扬诺夫提议利用富农这些最能干、最热爱劳动的农民 去垦荒，把哈萨克游牧民族抛下的生荒地长期租给他们使用。这些经济学家 不理解，斯大林现在要搞的不是经济，而是要完成政治任务：彻底消灭一个 阶级。革命家特卡乔夫的公式“应当考虑的是该留下多少人”占了上风。
2 月，莫洛托夫及其委员会把富农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革命富农分子， 送劳改营或者枪毙，家属迁到最遥远的地区。第二类是其余最有钱的富农， 送到遥远的不毛之地。第三类是破落富农，迁到集体农庄外。谁都说不清，该把谁划到哪一类。 如何确定谁是富农？如何把中农同富农分开？不幸的富裕农民，命运全掌握在格别乌、党员干部和贫农手里。殷实的农民自动把财富捐给集体农庄， 恳求别把他们划为富农。
“剥夺富农是在贫农积极参与下进行的？？贫农成群结队地同委员会一 起去没收牲畜和财产。夜里，他们自愿守在村口路边，扣住逃跑的富农？？” 中央委员、莫洛托夫委员会成员瓦莱基斯在《真理报》上满意地指出。
全国各地，在妇女的哀号和眼泪中，这些不幸的人被装上大车，在格别 乌的押送下离村而去。他们回头望着全家世世代代居住的如今已经空空的房 子，离开了这辈子再也看不到的生活。狗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哀号。 密档里保存着他无数的残忍电报。莫洛托夫委员会把 50000 户富农迁到北方边疆区。边疆区党委说，只作了接收 20000 户的准备，其余的，连无火 炉、无油灯的工棚都没有造好。斯大林答复：“这种说法是想推翻党已经通 过的移民计划，中央无法同意。斯大林。”
“新西伯利亚城，西伯利亚边疆区委书记艾哈：采取一切必要的准备措 施，以便在 4 月中旬起码接收 15000 户富农。斯大林。”
电报飞往西伯利亚所有的边疆区委和州委。他的计划在执行。火车开到 草原，干脆把人赶到围着铁丝网的饥饿的荒野。
委员会干得很有成绩。斯大林安插的克里姆林宫新贵、地方党大权在握 的领袖——州委书记，当然还有代表格别乌的亚戈达，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 当时该委员会的主席莫洛托夫在 90 岁时满意地回忆道：“我们搞集体化搞得 不错？？我亲自划定了驱逐富农的地区。共驱逐了 40 万户。”
该委员会成员、新的政治局委员科西奥尔写道：“对富农的确作了毁灭 性的打击。”列宁格勒的头儿基洛夫形象地写道：“拖拉机排成行，为富农掘了墓。”基洛夫哪儿会知道，还为谁掘了墓？？ 基洛夫、科西奥尔和瓦菜基斯后来都被杀。委员会 21 名成员中有 19 人很快会躺进无名坟墓里，在斯大林的清洗中被杀。不过，此时此刻，他们正在为消灭别人而紧张地劳动。 列车不停地运、装牲口的篷车运农民，装上探照灯的客车里，坐的是带警犬的警卫。
贫农和幸存的中农组成了集体农庄。被富农喂得膘肥体壮的牲畜、富农 盖的结实的房子、农民世世代代积攒的财富、存的钱，都交给了集体农庄。 集体农庄就是从血淋淋地侵吞他人财富起家的。所有的党组织都发疯似地承担了拔高了的指标，保证在短期内完成全盘集体化。当然，宣布的原则是自愿入集体农庄。格别乌在歌声和乐声中把农 民赶进集体农庄。地方党领袖知道：“要么百分之百集体化，要么丢掉党票。” 莫洛托夫在晚年回忆起当时民间流传很广的一个笑话：有人问农民怎么治虱 子，农民答：“在脑瓜上写‘集体农庄’四个字，虱子就全逃光了。”
有人造反。梁赞州发生了流血暴动，杀了集体农庄主席和格别乌的全权 代表。暴动被残酷地镇压了下去。就在那时候，我奶妈的妹妹——高挑个儿 的美人帕莎进城来了。我听见她在隔壁房间对我母亲说，她烧掉了自己的房 子，“省得落到恶棍手里”。
镇压暴动要出动红军。但是斯大林明白，军队主要是由农民子弟构成的， 这对军队会有不良影响。他还没有使全国服帖，还得考虑这一点。于是就发 表了《胜利冲昏了头脑》一文。文中说，“某些同志”由于农民大批地自愿 加入集体农庄而昏了头脑，行动过火。这些同志往往强制实行集体化，而且 主要是把中农混同于富农。
当然，这些“同志”不久后将被宣布为“隐藏的托派”，”蓄意破坏集 体化”。他们搞了过火行动，虽说路线本来是正确的。于是，又是公审浪潮席卷而来，不过，这次对象是“恶毒的冒进分子”。他善于保持恐惧心态。 这时，罗马教皇呼吁为在俄国受迫害的基督教徒祈祷。不过晚了一步。 在教皇宣布的普世祈祷日前一天，1930 年 3 月 15 日，他公布了《关于集体 化运动中偏差的决议》。原来，又是那些恶毒的过火分子预先关闭了许多教堂？？
虽然神父和教士并没有从流放地回来，虽然到年底 80％的农村教堂已关 闭，大家还是兴高采烈地谈起，他下令开放了几个教堂。他善于塑造俄国人 喜欢的形象：好皇上和坏大臣。
在他发表了文章之后，歼灭富裕农民的行动变本加厉。全国一站一站地 押运流放者，孩子、老人全有。火车装满冻得半死不活的人，有的孩子在路 上死了，有的是被母亲弄死的，为了不让孩子受折磨。到 1932 年，根据压低 的数字，又迁走 24 万户。宏伟的革命试验成功了。列宁如此仇视的阶级—— 俄罗斯的富裕农民已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举行喧闹的公审。1930 年夏，莫斯科城里城外汽车来来往往， 到处抓知识分子。亚戈达大张旗鼓地开创新事业。逮捕的都是知识界的精华： 院士、知名科技专家、教授——经济学家恰扬诺夫、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 斯基等等。受到指控的人中有知名热力学家、莫斯科工艺研究所所长拉姆津。 格别乌宣布：查出了一个庞大的恐怖分子组织，几乎有 20 万成员。说是国内 有一个秘密的“工业党”，想篡夺政权。被捕的人承认了所有的罪名。如何让被告提供所需的供词、如何昼夜不休地连续审问、如何不让犯人睡觉，等等，这些情况已有整本的书记述。但 是，斯大林本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审讯？这个主要问题过去只能想 像。现在，我在看了许多新档案后，可以一口断定：是他亲自领导这些审讯 的，而且周密地制订了恐怖方案，甚至还指定了角色。
请作者出场！
“1930 年 7 月 2 日。斯大林致缅任斯基的亲启信。 “拉姆津的供词很有意思。我建议： “把武装干涉问题，还有武装干涉的时间问题弄成拉姆津今后供词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
“第一，为什么 1930 年推迟了武装干涉的时间？是否由于波兰尚未准备 就绪？也许，罗马尼亚也没有作好准备？为什么把武装干涉推迟到 1931 年？ 为什么可能推迟到 1932 年？”
这是他的东方式的想像。他们对被告说：帝国主义正在秘密准备对苏维 埃共和国实行武装干涉。如果被告承认参与了武装干涉的准备工作，就是抢 先粉碎了干涉，拯救了国家。他们要被告从真正的爱国主义出发，给自己栽 赃。当然，许诺将因此而给他们减刑。拉姆津同意在法庭上承认他欢迎资本 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干涉。但是，斯大林不得不对他那“很有意思的供词”添 卢细节。这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武装干涉！而且他知道，今后也不会 有。于是他提出了几个方案，用来解释为什么迄今为止没有发生武装干涉， 而且今后也不会发生。但是，并不是人人都像拉姆津那样有觉悟。于是他怒气冲冲地要求： “让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和恰扬诺夫等在‘武装干涉问题’上搞狡辩的先生们过过堂。我们要把这个材料转发共产国际各分部，到时候我们就搞一个极其广泛的反对武装干涉的宣传运动。要弄得搞干涉的人今后一两 年内无法动手，这对我们来说相当重要。明白吗？祝好。斯大林。”
所以，他的全部虚构都为“相当重要的目的”服务，至于狡辩的孔德拉 季耶夫等人无辜受过，这是无关紧要的。
知识分子先生们是如何“过堂”的，只能猜测了，但是，他提出的任务 都完成了。
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你想必已经拿到孔德拉季耶夫的新供词了。 亚戈达把供词拿给我看了。我想，这些供词都应当分送全体中央委员。”
他想使全国不断处于恐惧中，不断制造紧张状态，这就需要“外国准备 武装干涉”，需要一种被围困的堡垒的气氛。
1930 年底，又开演了一场大戏——公审“工业党”。担任国家公诉人的 是不知疲倦的克雷连科。审判顺利得就跟抹了油似的。全国各地的劳动人民 都举行大会，要求枪毙“卑鄙的破坏分子”。在法庭上，情况相反，法官在 审判过程中对被告不同寻常地彬彬有礼。被告可以抽烟，记者人满为患，还 拍电影。被告争先恐后地认罪，心甘情愿地招供搞破坏活动的各种细节—— 同侨民中的敌对分子、外国大使馆，甚至同法国总统庞加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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